Monday, 31 October 2011

專欄評論:非暴力公民抵抗

潘嘉偉
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

2011年10月31日發表於 香港《教協報》第595期 「維權論壇」專欄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週年紀念,兩岸三地政府和民間團體均有舉辦各種紀念活動,大部分是說明孫中山當年如何與其他革命志士,經歷各種困難,最終推翻腐 敗的滿清政府。「革命」被「光榮」和「神聖」化了,甚至我們會看「建國大業」及其他與辛亥革命有關的電影,欲一睹當年革命英雄的風采。

縱觀中國歷史,歷代改朝換代,及至民國建立,國共內戰後共產黨取得政權,全部都是以暴力方式推翻原來的政權,暴力抵抗好像在我們的中國文化中不斷重 演。那麼,我們中國人是否不能以非暴力的方式改變社會和政權呢?台灣的人權和民主運動,最終達至民主選舉,雖然法治制度還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但在華人社 會中以非暴力的方式改變社會,台灣的經驗值得我們參考。

筆者最近參加了一個由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和國際非暴力衝突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on Nonviolent Conflict)合辦的工作坊,探討世界各地以非暴力方式爭取改善人權和改變政權的活動,其中有講者特別介紹關於南非爭取取消種族隔離政策的運動、埃及 公民運動推翻前總統穆巴拉克的政權、肯亞民間組織對國會議員收取發展援助金的社會審計項目,以及西巴布亞人在印尼爭取自治的運動等等,這些都是公民非暴力 抵抗的一些成功或成效較顯著的例子。

其中一位講者美國衛斯理大學(Wesleyan University)助理教授Erica Chenoweth,長期研究社會運動的數據,她統計了從1900年至2006年全球曾經生過約300宗改變政權的運動的數據,統計顯示暴力推翻政權的運 動只有約百分之二十是成功的,反之非暴力的運動的成功率卻超過百分之五十。研究又顯示,非暴力行動在1946-1949年間的成功率約百分之四十,到 2000-2006年間的成功率已升至近百分之七十。然而,在1900年至2006年間非暴力運動的成功率在歐美達百分之八十,但在亞洲的成功率卻是最 低,只有近百分之三十,比非洲近百分之六十和中東百分之四十的成功率還差很遠。

工作坊的參加者大都是從中國大陸來香港大學讀研究院的大學生和一些內地及香港非政府組織工作者,筆者和很多參加者覺得對這樣的研究數據百思不得其 解,為何在亞洲的非暴力更換政權的運動的成功率較其他地方低那麼多?是文化差異嗎?是公民意識差異嗎?參與工作坊的內地學生都紛紛把這些數據和其他講者介 紹世界各地促進改善人權的非暴力運動的策略和方式,對照一下在現時中國那些方式是否能夠實行和是否有效,雖然大家都覺得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喚起足夠的意識, 但都對現在互聯網的高速發展及微博的普及運用抱有非常樂觀的態度,互聯網促使了以非暴力行動發起關注人權問題的可能性。

中國內地因為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和集會自由被強大的黨國機關箝制,但越來越多年輕一代的中國人透過互聯網,以非常具有創意的方法關注一些被官方認為 敏感的議題,例如北京藝術家艾未未被帶走的時候,有網民繪製艾未未漫畫化的肖像,在網上被廣泛傳播;又如最近約二十位年輕的網民嘗試到山東臨沂東師古村, 探望出獄一年後仍然全家被軟禁的失明「赤腳律師」陳光誠,相繼受到暴力對待,卻沒有因此讓網民退縮,引起更多網民再嘗試去探望,並且更引起更多具創意的網 絡行動,包括:呼籲每位網民錄一段說話支持陳光誠;呼籲戴上墨鏡或用黑布條蒙上眼睛感受陳光誠面對的黑暗;仿照著名快餐店人物肖像改為陳光誠的肖像等等, 這些行動都讓更多平時無法知道這些維權人士的一般民眾,認識陳光誠和他的維權事蹟。這些網上行動都讓大家看到一線曙光,網絡行動減低了參與者的恐懼,促使 更多人願意參與。在中國現在的社會現實情況下,當然還是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廣泛喚起關注人權和民主法治的意識。

*註: 各中學老師如有興趣讓同學對中國國情及內地維權律師狀況有進一步認識,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可安排到校演講。有興趣老師可致電2388 1377與潘先生聯絡。

Thursday, 6 October 2011

加強箝制弱勢的聲音

http://www.hkjp.org/comment.php?id=258

2011年10月9日發表於香港《公教報》

潘嘉偉

當我們知道有人生活在困境的時候,惻隱之心使我們同情這些人並施以援手;當我們聽見有不公平的情況或有人受壓迫時,心裡的義怒使我們發聲,希望多些人關注他們可以有助改善他們的情況。正正是出於這些自然和單純的原因,很多內地的維權人士和維權律師參與關注弱勢社群和互相呼籲關注。

今年二月底,內地有些網民受北非突尼西亞和埃及民主運動的鼓舞,在內地互聯網上發起所謂的「茉莉花革命」,呼籲民眾參與「散步」和「微笑」等行動,表達對官員腐敗及侵犯人權的不滿。許多知名的維權人士和維權律師雖然沒有參與行動,但只要曾在網上明示或暗示支持,均無一倖免被強迫失蹤和任意拘禁數天至數月不等。

識時務和實際主義者或許會說這些理想主義者沒有妥善的策略,必然招致政府的打壓。雖然中國《憲法》第三十五條訂明人民享有言論集會自由,但識時務和講求實際的想法,令許多人(包括大部分法律學者和律師)好像理所當然地認為,再提中國憲法也沒用。

就在大家都對內地法治和依法治國不再抱任何幻想的同時,中國政府又想再一次以修改法律的技倆提醒人民,為了鞏固政權和維持所謂「和諧」與「社會穩定」,政府可以透過法律加强箝制異見聲音,把非法禁錮和強迫失蹤包裝成「合理」和「合法」的做法。

全國人大常委會於8月30日公佈,收集《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的意見,9月30日截止。修正案雖有些地方對增加如辯護律師閱讀案件卷宗的權利,但其中就增加「監視居住」的條文,卻引起了法律界和維權人士之間很大迴響和關注。據現行的《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七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可以對未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行強制性的監視居住措施,最多可達六個月。原來這個做法本來已是一種在還沒判定有罪之前,給予了執法和司法機關有很大的權力限制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過去亦有多位維權人士和維權律師無故被公安強行監視居住。現在提出修正後的《刑訴法》第七十三條對監視居住的增補條文,更人擔心進一步加大公安的權力,據此新增的條文,公安可以「在住處執行可能有礙調查」及案件「涉嫌危害國家安全或恐怖活動犯罪」為理由,在他們指定的地點執行監視居住,甚至以同樣理由無須在二十四小時內通知被監視居住人士的家屬。

國內對何謂「涉嫌危害國家安全或恐怖活動犯罪」沒有清晰的定義,撰寫文章、在網上呼籲關注人權狀況或到法院外聲援被控的維權人士也說不定可以被指是觸犯了所謂「涉嫌危害國家安全或恐怖活動犯罪」,這樣的法律條文無疑大大增加了公安執法人員打壓異見及弱勢聲音的工具,把不合法理和不合法治原則的做法「合法化」,令人非常擔心維權人士、長期上訪的人士、甚至地下教會神職人員被強迫失蹤的情況會進一步惡化。

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http://www.hkjp.org

Monday, 5 September 2011

專欄評論:酷刑陰影下的維權律師


潘嘉偉
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
過去幾年以來,中國內地維權律師面對酷刑和不人道對待的情況有變本加厲的趨勢,中國政府似乎對維權律師的興起虎視眈眈,欲以強硬的手段恫嚇幫助弱勢社群挑戰政府威權的律師。筆者在本欄也曾多次談及維權律師面對的各種騷擾,但現在的情況是到了極為嚴峻的地步,公安國保採取的手法不再只是騷擾和恐嚇,而是直接動手毆打,以求取噤聲的作用。
據本會2007年初成立以來收集的資料,維權律師及民間法律工作者所受到的酷刑對待不斷增加。中國是聯合國《禁止酷刑和其它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的締約國,上一次需要向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提交報告是2008年11月,委員會當時的審議結論對中國提出了多項強烈批評,更點名提及北京律師高智晟、滕彪、李和平及山東失明民間法律工作者陳光誠等人的情況。然而,3年過去了,現在的情況比當時更嚴重。
當時主要是上述幾位和在上海幫助拆遷戶的鄭恩寵律師曾受到公安國保人員的對待,現在被毆打過的律師,或懷疑曾受酷刑的律師,大多不敢再提起被拘禁期間的情況。2007年9月29日北京維權李和平律師在其辦公室附近被十數名身份不明人士蒙頭強行拉上車後,被帶到野外一間地下室被人用電棒毒打,到凌晨一時左右被扔在小湯山荒郊野外,李律師並被恐嚇全家要離開北京。幾個月後在2008年3月7日早上他開車送7歲的兒子上學途中,在東四環附近遭到員警開車猛撞,車後備箱幾乎報廢。李和平律師在此之後雖然繼續參與關注人權問題的工作,但就筆者與他的接觸和他的朋友觀察,李律師現在還有心理陰影。

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在2008年的審議報告中提及北京維權律師高智晟的狀況時,他還沒有被強迫失蹤。最令人震驚的是,當時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在2008年11月作審議結論後才不到三個月,高律師就在2009年2月4日被帶走,直至2010年3月底才短暫出現三個星期左右,然後又在2010年4月20日再次失蹤。美聯社在2011年1月公布在2010年4月初跟高律師的採訪,高律師當時詳述了很多令人驚心動魄的經歷,包括他曾被剝掉衣服以槍柄毆打,被連續毆打兩天;他有幾次被帶上頭套,被腰帶綁住,超過16小時不能動;打他的人又恐嚇說會殺了他,然後把他的屍體扔在河裡。高律師再次失蹤已經超過14個月,他那個被誣陷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3年有期徒刑緩刑5年的刑期亦剛剛在今年8月12日到期。中國政府以甚麼理據再繼續關押他?他身在美國的太太耿和、女兒格格和兒子天宇都生活在沒法與高律師一起的陰影中。
另外,聯合國當時也特別關注山東失明維權人士陳光誠及其他曾為暴力計生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師及維權人士受到當局騷擾的情況。陳光誠被莫須有罪名判刑4年3個月,2010年9月刑滿出獄至今,他和太太袁偉靜都被軟禁在山東沂南縣雙堠鎮東師古村的家,2011年6月有內地維權人士把袁偉靜在3月寫的一封信在網上發布,信中詳述陳光誠和袁偉靜被毆打的情況,以及他們家被當地公安國保人員多次強行入屋搜掠物品。但除了那封信以外,沒有人知道他們一家的最新情況。
其他維權律師和法律維權人士的實際現況更是無法得知,如:在2007年11月被誣陷入獄5年的廣東法律維權人士郭飛雄(原名楊茂東),他被判刑之前曾在看守所被酷刑對待,被電棒電擊生殖器,而他被判刑後的情況,基本是沒有人知道,他的姐姐楊茂平和曾經代表過他的北京律師莫少平和李柏光都長期不獲梅州監獄批准探望他。2011年2月底國內網民發起「茉莉花行動」後,當局藉機關押多位著名維權律師如唐吉田、滕彪、李方平、江天勇等,這些律師獲釋後,因為壓力太大或心理陰影,都無法公開被帶走期間的情況,令人擔心他們是否曾受不人道對待。律師尚且面對這樣的情況,不難想像其他維權人士面對的情況更艱難。
延伸閱讀:
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關注辯護律師及維權人士受到騷擾http://www.chrlcg-hk.org/?p=343

Thursday, 11 August 2011

分裂的根源

http://kkp.catholic.org.hk/lo/lo3521/lo3521_10.htm

2011年8月14日發表於香港《公教報》「義筆容辭」專欄

潘嘉偉

最近個多月以來,國內教會接二連三發生非法祝聖主教事件,我們在堂區或一些教區活動的場合,或多或少都有跟神父及教友談及這個令人憂心的情況。作為 教友,我們除了為內地教會祈禱外,還能怎樣關注事態的發展呢?我們或者會覺得十分無奈,或許認為這些事情只是中國與梵蒂岡的外交問題,離我們很遠,作為普 通教友,這些事與我們無關。

筆者在接觸國內教會問題和正委之前,同樣覺得國內教會問題複雜,能夠做的確實十分有限。但是,有些問題關乎我們信仰的核心,我們作為教友實在有責任 去了解,並盡力在能力範圍之內,讓更多其他教友了解真實的情況。或許我這樣說會對一些神長或教友不敬,但我絕不認為到國內教會朝聖、探訪,或提供物質援 助,便是履行了教會的使命,便是做了「心安理得」的「見證」。

讓我們看看個多月以來非法祝聖主教事件的發展。六月二十九日聖伯多祿及聖保祿宗徒節,四川省樂山教區在沒有得到教宗的任命下,非法祝聖雷世銀神父為 教區主教;教廷於七月四日發表聲明,清楚說明不承認雷神父是主教,並引述《天主教法典》,確定他陷於絕罰的情況;然而,隨即又傳出汕頭教區擬非法祝聖黃炳 章神父為教區主教,此舉相信令教會內不論是支持或反對與政府妥協的人士都感到十分震驚,汕頭教區原來已有正權主教莊建堅,中國政府強行祝聖黃炳章神父,使 教會處於十分困難的境地,教廷再依照《天主教法典》對黃神父處以絕罰。當然,教會是信仰團體,絕罰的意思是只要雷神父和黃神父悔改,他們是可以重新被教廷 所接受的,並非如很多人所誤導,要把他們排除於教會之外。

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說教廷向兩位神父處以「絕罰」是「威脅」、「極其無理和粗暴」。天主教會祝聖主教依照《天主教法典》而定,既然是天主教,為甚麼 跟從《天主教法典》對非法祝聖的主教處以「絕罰」就是「威脅」、「極其無理和粗暴」?那麼中國政府無視天主教會的《天主教法典》、無視教宗的批准、強行祝 聖主教,這又是甚麼態度?我們絕不能像中國政府那樣把祝聖主教的事看成只是牽涉中梵外交關係的問題,祝聖主教對我們教會來說應該是信仰原則的問題。若世界 各地的教區都像中國政府那樣強行自行祝聖主教,那麼我們天主教會還能依照教會傳統和《天主教法典》來堅守我們的信仰嗎?沒有了這些信仰原則,那還是「天主 教」嗎?

天主教愛國會和中國政府正是分裂的根源,多年來一直以外交和世俗的手腕控制國內天主教會,現在更變本加厲,明目張膽地無視天主教會的《天主教法 典》,陷國內神父與主教於不義,迫使他們違反《天主教法典》,強行以世俗的手法處理教會信仰原則的事務,天主教愛國會名譽主席劉柏年及中國政府的做法顯然 是裂教的行為。現在更令人擔心的是,劉柏年更明言今年會繼續祝聖主教。作為教友,特別是關心國內教會的教友,我們有責任阻止中國政府的裂教行為,把這些真 實情況,具體地向教會內外的朋友說明。國內神長亦必須認清他們的角色,他們應該為了方便而使教會變得「世俗」的發展,還是堅持信仰原則?為堅守信仰原則 「犧牲」一些世俗的好處為教會帶來的神益,相信比「犧牲」信仰原則而為保住世俗的物質發展來得更重要。希望不會再有神長訴苦般說:「難道要內地神長堅守信 仰的原則而『殉教』?」現在中國已發展成國際大國,真的會再出現公開教會的人士為了信仰原則而要「殉教」的情況嗎?衷心為苦難中的中國教會祈禱!

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http://www.hkjp.org

Wednesday, 6 July 2011

專欄評論:「天理難容,莫過於此」

專欄評論:「天理難容,莫過於此」,2011年6月27日發表於 香港《教協報》第591期 「維權論壇」專欄

潘嘉偉
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

甚麼是「天理難容,莫過於此」?當我們聽見或看見有人被殘害的時候,我們會有這樣的反應,說出這一句惻隱之心的話。非常不幸,這些情況在我們現今經濟看似強大的中國仍然不斷發生,中國政府想否認,經常以「中國會依法處理」、「中國是法治國家」或「不要干預中國的內政」來回應人權問題,但事實終歸事實,以下說明的幾位維權律師和民間法律工作者的情況,已足以讓我們說一句「天理難容,莫過於此」。

自學法律的山東失明「赤腳律師」陳光誠因為揭露當地強迫婦女墮胎的暴力計劃生育政策,結果被誣陷「聚眾擾亂交通罪」和「故意毀壞財物罪」,於2006年8月被判刑4年3個月。但真正的噩夢在陳光誠2010年9月刑滿出獄後才發生,陳光誠與妻子袁偉靜及其家人被軟禁在臨沂雙堠鎮沂南縣東師古村的家裡,大部分時間與外界失去聯絡,甚至有外國記者和外交官員曾嘗試到當地,但都被守在村口的人員攔截,無法探望陳光誠一家。2011年2月初,網上流傳陳光誠和袁偉靜自述被嚴密監控的錄像,約一個星期後傳出陳光誠與袁偉靜被毆打的消息。

此後,再次沒有陳光誠一家的消息,網名叫「珍珠」的南京網民期間曾兩次嘗試探望陳光誠,但被看守人員及公安強行帶走和短暫扣留,甚至被毆打。直至6月16日,陳光誠的友人把袁偉靜一封信件筆述2月18日被毆打的情況公開,這是4個月以來再次有關於陳光誠一家的消息。袁偉靜在信中表示,2月18日下午雙堠鎮副書記張建和沂南縣國保帶了70至80人衝進陳光誠的家,對他和袁偉靜暴打及酷刑對待兩個多小時,他們嚴重受傷,但不獲准外出就醫。陳光誠被毆打至曾經一度昏迷;袁偉靜則左眼眉骨和左肋骨可能骨折,左眼黑腫,五、六天不能看東西,他們家裡的電腦、攝像機、錄像機、錄像帶,以及其他電器和手電筒等,全部被國保抄走,其後國保人員在3月再有幾次到他們家抄走一些資料和物品,並以鐵皮封住他們家的窗戶等等。(全文請看:http://www.chrlcg-hk.org/?p=640

袁偉靜的信件中透露被國保毆打的細節,觸目驚心,令人難以想像為何當地的官員與公安國保人員,可以如此不人道和肆無忌憚,造出如此踐踏法律和人權的行為,極度粗暴對待一名失明人士及他的家屬。陳光誠一家面對的粗暴打壓,再次顯示中國政府對打壓維權人士的做法,已到了極度瘋狂與完全踐踏法治的地步。

陳光誠一家面對的打壓當然不是獨例,相信大家還記得失蹤多時的北京維權律師高智晟。高律師面對酷刑的情況,同樣讓我們不禁悲慟地說:「天理難容,莫過於此」。高律師2009年2月4日在陝北老家被帶走後失蹤,直至2010年3月底突然出現,但從記者拍下他的照片看來,他瘦了很多,而且面容非常憔悴,面型有點扭曲,當時已擔心他曾否受酷刑對待。他出現不到一個月後,原來於2010年4月20日往烏魯木齊探望他的外父,卻再次失蹤,至今下落不明。2011年1月,美聯社發布關於2010年4月初跟高律師做的訪問內容,報導指高律師自2009年2月被關押14個月以來,受到各種不同形式的酷刑對待,包括曾被公安剝掉衣服後以槍柄毆打;他有幾次被戴上頭套,被腰帶綁住,超過16個小時不能動,打他的公安人員又告訴他,他的孩子幾近精神崩潰。他們又恐嚇他,說會殺了他,然後把他的屍體扔在河裡(參考: http://www.chrlcg-hk.org/?p=594)。看完整篇報道會令人感到非常悲憤,怎麼看守高律師的人會如此沒有人性地折磨一個人呢?

陳光誠一家與高智晟律師面對如此慘無人道的酷刑對待,再一次敲響中國法治的警鐘,公安國保人員如此公然踐踏法律,施以酷刑恐嚇維權律師和維權人士的家屬,反映公安與地方官員權力過大,中央政府若再不予以重視,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形象只會越來越差,中國外交部再說十次或一萬次「不要干預中國的內政」來推說人權問題,也無補於事。在外國人眼中,中國只會以金錢來嚇唬別國,卻殘害自己的人民。天理難容,莫過於此。

Tuesday, 14 June 2011

中台港人權互動

http://www.chrlcg-hk.org/?p=635

中台港人權互動

潘嘉偉
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執行秘書

2011年6月12日發表於 台灣輔仁大學法律學院基礎法學研究中心與台灣法學會基礎法學委員會合辦「島弧人權:亞洲人權的理論,實務與歷史國際研討會」(2011年6月11日-6月12日)

隨著過去十年中國經濟急促發展,台灣與香港的經濟發展日趨依靠中國大陸的市場,兩岸三地政府在討論的議題上幾乎全是跟經濟合作有關,人權議題看來越來越靠邊站。

因為港台兩地政府看重跟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在過去幾年來,對中國人權問題的批評聲音,大多只能從民間團體和公民社會中發出。因為出於這樣的背景,筆者只能從個別團體的合作中,嘗試了解中台港政府和民間之間關注人權問題的交流。筆者謹從過去三年以來與中國大陸律師的聯繫和台灣律師和團體的交流中,嘗試找出中台港人權互動相關的一些問題。

台灣對中國人權的態度

自2009年開始,每年在紀念「六四鎮壓」事件前夕,本會與台灣律師公會、台灣人權促進會、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和中華民國律師公會聯合會等團體在台北合辦記者會,要求台灣政府和馬英九總統主動要求中國政府平反六四。然而,據我們跟台灣律師和NGO朋友了解,馬總統發表關於「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的講話比關注中國人權問題的要多很多,馬總統在「六四」和中國人權議題方面,傾向避重就輕,如年初在中國大陸網民發起的「茉莉花行動」引發多名異見人士和維權律師被非法拘禁和無理帶走,馬總統對有關情況鮮有發表言論,在台北律師公會、台權會、司改會與本會在6月3日舉辦完要求中國政府平反六四和停止迫害維權律師與人士的記者會後(註1),馬總統在當天稍後發表今年的「六四」感言中,雖然有提及被拘禁的著名北京藝術家艾未未和諾貝爾和平獎獲獎者北京作家劉曉波,以及表示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近年大陸也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從維和任務到災難援救,從廣設孔子學院到擴大海外投資,銳意成為負責任的國際社會成員。」但對中國政府遲遲不肯平反「六四」和打壓異見人士等明顯違反國際人權標準的做法,所用只是較為溫和的字眼,如「這些都變成大陸融入國際社會、成為新興領導者的主要障礙。」,以及要求中國政府「包容並珍惜異議人士的社會價值」而已。(註2)當然,這已比2009年「六四」20週年紀念的時候,發表的「六四」感言開始卻像中國政府那樣,偷換概念,以經濟發展來說明中國人民生活大幅改善,卻避談打壓異見人士的問題。(註3)然而,這與馬英九競選總統之前,承諾記取「六四」教訓,以民主、人權、法治等價值作為兩岸對話及交流的基礎,對中國人權持批評的態度相距甚遠。筆者認為,由於台灣政府處理中國人權問題漸漸採取被動的態度,台灣人民一般對中國人權問題,如:維權律師和維權人士受到迫害的問題,甚或維權律師因維護人權而遭吊銷執業資格、喪失執業權利,都感到事不關己。值得探討的是,台灣人民透過多年才爭取到民主制度,隨著中國與台灣的經濟合作更緊密發展,台灣人民是否因為經濟發展而可以視而不見中國政府打壓言論自由的獨裁政治制度?這對台灣的制度會有甚麼深遠影響?相信這是台灣人必須要面對的現實問題。

香港對中國人權的態度

自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之後,香港同樣面對倚重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情況,中港兩地更於2004年簽訂了「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香港一些政府高官與親建制派人士在1989年「六四」鎮壓後,曾經也有在報章登廣告譴責,但為了政治利益,他們對「六四」和中國人權問題卻已經很久避而不談。時至今日,這些人今天甚至中共官員的說話同一腔調,以中國經濟改革引入外資而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然而,訪民因非法徵地受到迫害和民工因工資太低及工時太長而罷工的新聞時有報導,卻避而不談,更遑論關注因行駛言論自由而受到打壓的維權人士。因為2003年香港政府企圖對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條(註4)進行立法,引起香港社會對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和結社自由的廣泛關注,在2003年7月1日香港回歸紀念日引發五十萬人遊行,要求香港政府撤回立法議案。以及在2004年,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解釋《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關於香港特首和立法會產生辦法(註5),使《基本法》兩個附件的內容變成行政主導。在這些背景下,使香港市民漸漸意識到,中國政府正以這些方式以圖逐步限制香港人的自由,不能再認為中國的問題是事不關己。

及後,中國內地在過去幾年來接二連三發生如汶川大地震揭發的「豆腐渣工程」、三聚氰氨毒奶粉事件、北京作家劉曉波因參與撰寫《零八憲章》被判刑,以至今年北京藝術家艾未未被捕等事件,使越來越多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對關注中國人權問題到了前所未有的熱烈程度。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何在「六四」20週年開始到今年,每年由香港支聯會舉辦的悼念「六四」燭光晚會,參與人數都有15萬人。當中,年輕人和特別從中國大陸來參與活動的人數更逐年遞增。

結語

誠然,香港和台灣相對中國大陸的言論自由空間大很多,發表關注和批評中國人權問題的言論,其實會為香港和台灣帶來甚麼後果呢?這正是活在自我審查中不自覺而又必須認真面對的問題,從香港回歸中國後,日漸浮現種種企圖限制自由的表現,台灣人民實有需要借鑒香港的經驗,除了個別香港和台灣人權團體關注中國的人權問題之外,台灣社會有需要加強對中國政治制度和人權問題的意識,這對促進兩岸的人權和法治發展非常重要。
———-
註1:港台法律與人權團體的聯合聲明,見:http://www.chrlcg-hk.org/?p=633
註2:參看馬總統2011年「六四」22週年感言: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24521&rmid=514
註3:馬總統2009年「六四」20週年感言: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15110&rmid=514
註4: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全文:「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
註5: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第七項規定:「二○○七年以後各任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 」;附件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第三項規定:「 二○○七年以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法案、議案的表決程序,如需對本附件的規定進行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

Tuesday, 24 May 2011

國情教育與事實


http://kkp.catholic.org.hk/lo/lo3509/lo3509_09.htm

2011年5月22日發表於香港《公教報》「義筆容辭」專欄

潘嘉偉

近日教育界關於國情教育有很多討論,有左派學校校長甚至在報章撰文,大談看法與憂慮,表示若要求老師以「六四」和其他「敏感議題」作國民教育,對學生來說太沉重及太深云云。

筆者對這樣的見解,感到非常疑惑。教育工作者的責任,不正是要把知識與人生道理,以深入淺出的方法,啟發學生思考嗎?筆者讀中學時最怕數學,自修了一個學期附加數便放棄了。難道每天可以透過傳媒,以及可以輕易在互聯網上查看的時事信息,會比數學方程式還要艱深?

通識科推行日子尚淺,便有中學校長對國情教育方面作自我審查,實屬不幸,若真的避談所謂「敏感議題」,不但扼殺學生獨立思考的機會,而且窒礙學生機會對國家事件作價值判斷和理性分析的機會。筆者認為,教會學校必須嚴肅思考這個問題,絕對不能輕言避談如「六四」和「中國人權狀況」等所謂「敏感議題」。難道只讓學生知道中國現在的經濟發展有多麼了不起,或者舉辦遊學團去看中國的大城市有多少高樓大廈,而不讓學生分析歷史和認識真實的現況?

有些人會說,「六四」已過了二十二年,國家現在的經濟發展改善了很多人的生活,應該要忘記過去,不要再追究當年的事,現在社會不能亂,要「維持穩定」。然而,我們真的可以忘記歷史嗎?校長與老師真的不要再對學生談論「六四」;再有像北京藝術家艾未未、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博士、長期失蹤的北京維權律師高智晟、「六四」難屬「天安門母親」丁子霖或失蹤十多年的河北保定教區蘇哲民主教等等人士出現,我們的老師和校長都要視若無睹、充耳不聞嗎?這樣就是「為學生著想」?這是教育工作者應有的態度和責任?

筆者不是教育工作者,沒有專業資格批評或給校長、老師和學生們甚麼專業意見,但作為一名關心中國國情問題的普通香港市民和教友,衷心希望我們香港的老師與校長至少可以讓學生在學校裡,繼續自由地接受關於「六四」和其他中國人權問題的信息,相信學生有能力討論和分析這些事實。千萬不要以甚麼「太沉重」或「太深」作為藉口,避談歷史與事實。很多內地人來香港除了購物之外,還會特別來參加每年在維園舉行的「六四」燭光晚會,我們千萬不要把香港可貴的言論思想自由,白白被自我審查所蠶食;千萬不要讓年輕一代忘記歷史事實。


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http://www.hkjp.org

Thursday, 12 May 2011

Patrick Poon: Everlasting Revelation

Published in Holy Spirit Study Centre’s “Tripod”, Spring 2011 Vol. 31 - No. 160,  Rerum Novarum 120th Anniversary

Patrick Poon 

The first Church document I studied when I took the course “Catholic Social Doctrines” for my Master of Arts in Catholic Studies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as Rerum Novarum. I had been working on Chinese human rights issues, and as a committee member of the Justice and Peace Commission of the Hong Kong Catholic Diocese, I had also been following various problems facing grassroots people in Hong Kong. I feel that Rerum Novarum is a very prophetic encyclical. Many issues discussed in this Church document still exist today, although it was released 120 years ago. In this article I would like to cite examples from both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to demonstrate how this document is still very much applicable to situations in our world today.

Full text: http://www.hsstudyc.org.hk/en/tripod_en/en_tripod_160_06.html

Saturday, 7 May 2011

專欄評論:「愛」未未「愛未來」


潘嘉偉
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
 著名北京藝術家艾未未於2011年4月3日在北京國際機場突然被帶走,中國政府至今沒有給他家屬任何正式通知,只是在官方媒體說他因「經濟犯罪」被調查,甚至沒法知道他現被關押在甚麼地方。中國政府為何這麼害怕,甚至連最基本的法律程序都不顧呢?
 艾未未被帶走的消息引起了很多討論,筆者的推特(Twitter)不斷收到一些不明人士發來中傷艾未未的訊息,內容全是荒謬絕倫,這些訊息企圖抹黑艾未未的私生活,說他抄襲作品,不禁令人憶起文革時代的批鬥場面。當筆者貼上關於要求中國政府交代艾未未的下落,很快便有這些「五毛黨」給我留言說甚麼「又是艾未未?發這些沒用啦」、「你們不要再被艾未未騙了」等等。
 中國政府若有足夠證據,為何需要用這些下三濫手段來繼續抹黑艾未未呢?艾未未失蹤了,他根本沒法為自己辯護,艾未未的好朋友北京維權律師劉曉原也被帶走了五天,這樣不是說明中國政府無法無天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每次回應駐北京外國記者問及被關押的維權人士,總會公式地辯稱中國是法治國家,依法辦理有關案件。究竟如何「依法」辦理呢?除了「莫須有」的罪名,我們還有看見甚麼講道理的做法嗎?
 筆者相信,人們喜歡艾未未,不是因為他參與設計北京奧運用的「鳥巢」國家體育場,也不是只是因為他是著名的藝術家,而是因為他自2008年的汶川地震之後,不斷為弱勢社群發聲,以及他以率直和富創意的方式表達他的想法,引起人們思考公義的問題。政府不公佈地震死難者名單,艾未未便與朋友一起搜集死難學童的名單,每天在推特上寫上每位遇難學生的名字,以示對每位死者的尊重。他又經常以非常幽默諷刺的方式,以行為藝術來表達對不公義的制度的不滿。縱觀世界各地的行為藝術家,以裸體甚或更前衛的藝術方法來表達對政治和人權議題的關注比比皆是,如果連這樣曲線的批評聲音都接受不了,人民還有甚麼空間表達他們的不滿?還是只有不痛不癢和空泛的學術討論才能為中國政府所接受?
 執筆之際,艾未未剛獲選成為美國《時代雜誌》選為全球一百名最具影響力的人士之一,他是著名的藝術家,他原來可以選擇只做隱含的藝術創作,但他卻選擇冒險測試表達自由的底線,他的勇氣能否使我們看見中國異見人士的未來,甚或中國社會的未來?這絕對取決於人民的選擇,是否滿足於表面風光但只有部分人富起來的經濟發展?是否願意看見更多人因為表達他們的意見而失蹤、被毆打和關押?我們關注的維權律師和維權人士當中,有些如北京維權律師唐吉田和江天勇律師被長時間關押之後已經獲釋,但仍有很多人仍然失蹤,包括北京中國政法大學講師滕彪博士、上海律師李天天、廣州律師劉士輝和劉正清等等。我們只能慨嘆他們因為發表中國政府不喜歡聽的言論而要面臨打壓,還是我們要讓政府和人民清楚知道尊重法治和言論自由的重要性?
 希望我們都「愛」未未的勇氣,這樣我們才能「愛未來」。

Tuesday, 3 May 2011

Is this Religious Freedom?

Is this Religious Freedom?
 
Patrick Kar-wai Poon
Committee Member and Coordinator of China Affairs Group,
Justice and Peace Commission of the Hong Kong Catholic Diocese

 
Catholicism is one of the five recognized religions in China, the other four being Protestantism, Buddhism, Taoism and Muslim. Since 1950s,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has been sadly divided into two families – the officially sanctioned Church registered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headed by the Catholic Patriotic Association (CPA) and the Bishop Conference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BCCCC) and the underground Church community which refuses to register with the government. According to Chinese government statistics, there are about 7 million Catholics in China, while China observers estimate that the figure should be much higher by including underground Church members.
 
Restrictions on Government-sanctioned Catholic Church
 
Although the Catholic Church resumed activities in early 1980s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nded in 1976 and Beijing initiated the “open door policy” in 1978, there have been endless disputes among people who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situation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Experts on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such as Cardinal Joseph Zen Ze-kun (retired bishop of Hong Kong Diocese) and Belgian scholar priest Fr. Jeroom Heyndrickx, acting director of 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 of Catholic University of Leuven, have been strongly debating how the government-sanctioned Catholic communities should maintain their faith while dealing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various restrictions on the Church in China and how the Vatican should react. Cardinal Zen reminds Catholics in China and the Vatican that we should firmly follow the Church’s principles and Canon Law while Fr. Heyndrickx and some overseas China Church observers and some clergies belonged to the official Church in China plead for compromise in some principles for the sake of “development” of the Church in China. We have to bear in mind that these disputes  actually manifest the effec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control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and it is exactly w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ants to see the splits within the Catholic community in China and between those who support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Among all the disputes, the most controversial issue, however, is the appointments of bishops. Appointments of bishops can affect a local diocese’s development for decades. If young clergies in their 40s who submit to government control become bishops of their dioceses, the local Church communities will encounter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s. In some cases, the clergies and lay Catholics are split among themselves on whether they should accept these new bishops and attend Mass liturgies celebrated by them. The most recent controversial bishop appointment is the illicit ordination in Chengde Diocese in Hebei province in November 2010. Some bishops of other dioceses were forced to concelebrate the installation ceremony while some were lured by monetary rewards to attend it. It also created distrust among the clergies and lay Catholics in the diocese.
 
Another event which created much distrust among Church people of the government-sanctioned Church was the Eigh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atholic Representatives. Dozens of bishops were forced to attend the meeting while some were lured to attend it as the government offered to give them financial assistance to help their dioceses’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sources. It again created much distrust within the government-sanctioned Church community, especially among the bishops, the priests and lay Catholics in their dioceses who felt very much confused on how to follow Catholic principles. By attending such a meeting organized by the government-controlled Catholic Patriotic Association, it sent a very wrong message to the Catholic Church community in China and the Vatican that the bishops who attended the meeting recognized the legitimate control of the Catholic Patriotic Association. Afterall, we need to ask one question: is it really religious freedom when the government has exerted so much control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Church affairs?
 
Oppression of the “Underground” Catholic Church
 
Since bishops and priests of the “Underground” Catholic Church refuse to be controlled by the government by refusing to register with the Catholic Patriotic Association, many bishops and priests have been subjected to crackdowns and harassments over the years. According to information collected by the Justice and Peace Commission of the Hong Kong Catholic Diocese, nearly 20 clergies in Hebei province have been illegally detained, tortured or forced to join political “classes”.  

The horrible cases of torture and ill-treatment include: 1) In September 2007, Father Yu Zhongxun (宇中勛) was hanged to a basketball stand overnight and he was subjected to various torture, including being tied to a chair (老虎櫈) for more than 10 days, hurt by cigarette butts, forced to drink chili water (灌辣椒水); in June 2009, during the last six days of his six-month detention, Father Liu Jianzhong (劉建忠) was not allowed to sleep and he was made to stand in a pose a soldier, squat and push up for more than 10 hours every day.
 
Hebei province is traditionally a stronghold of the Catholic community in China, especially “underground” Catholics, probably due to the fact that many European missionaries preached in the area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cases is Bishop Su Zhemin (alias Su Zhimin) (蘇哲民) of Baoding Diocese in Hebei province. Bishop Su was arrested at a lay Catholic’s house in Xinji city, near Shijiazhuang on 8 October 1997. After the arrest, he was held in detention in Qingyuan County, Baoding. For years, nothing was heard of him. Bishop Su had previously been arrested for at least five times and imprisoned for nearly 27 years. Another example is Father Lu Genjun (鹿根君) of the same diocese. Father Lu and another priest Father Guo Yanli were arrested when they were receiving a friend at Baoding railroad station on 17 February 2006. Father Guo was sent to Xushui detention center in Hebei and his current situation was not clear. As of October 2010, the whereabouts of Father Lu was unknown. Bishop Shi Enxiang (師恩祥) of Yixian (易縣) diocese  in Hebei was in Beijing on Good Friday on 13 April 2001. Nothing was heard of him since then. He has previously spent 30 years in prison. Recently, three more young priest in Hebei were taken away. In mid-March, Father Wang Lifang (王立芳) of Zhengding (正定) diocese was cheated by plainclothes officers to perform sacraments for the sick and he was then taken away. Nothing has been heard of him. Another 40-year-old priest Father Zhang Guangjun (張廣軍) was taken away in mid-January 2011 and he was not allowed to sleep for five days during detention and had been subjected to ill-treatment and insult. He was briefly released during the Chinese New Year and then was taken away again on 8 March 2011. It was believed that he was tortured again. His whereabouts is unknown. Father Chen Hailong (陳海龍), a 29-year-old priest who was only ordained two years ago, of Xuanhua (宣化) diocese on 8 April 2011 was taken away by plainclothes when he was travelling with two young people to visit Catholics.
 
Support needed
 
The above-mentioned situations and cases are only the tip of the iceberg. There might be more unknown situations of control on the government-sanctioned Church and more unknown cases of harassments of underground Church people. We, the Justice and Peace Commission, together with other organisations and individuals will continue to call for more attention and support to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both the open and underground Church communities. At the same time, we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harassments of protestant house church members and other faith communities.

Thursday, 21 April 2011

潘嘉偉:《新事》通諭--歷久常新的啟示

發表於香港聖神研究中心期刊《鼎》2011年 春季號 第31卷 總第160期 《新事》通諭 - 一百二十週年回顧 

潘嘉偉,香港教友,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執行秘書

筆 者前年在香港中文大學修讀天主教研究文學碩士的時候,修讀「天主教社會倫理」一科,第一篇要讀的教會文獻就是《新事》通諭。筆者從事關注中國內地人權問題 的工作,並曾在香港教區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擔任委員而了解香港社會基層人士面對的各種問題;《新事》通諭裡討論很多關於經濟和社會公義的問題,特別感到 這份通諭具有很強的前瞻性,而且不難發現通諭指出的問題,一百二十年後的今天仍然存在。筆者謹以此文援引一些香港和中國社會的例子,探討這份劃時代的通 諭,對現今中國人社會的意義。

全文請看: http://www.hsstudyc.org.hk/big5/tripod_b5/b5_tripod_160_05.html

這是宗教自由嗎?


http://kkp.catholic.org.hk/lo/lo3505/lo3505_08.htm


2011年4月24日發表於香港《公教報》「義筆容辭」專欄

潘嘉偉

中國政府打壓異見的聲音愈演愈烈,著名人士如藝術家艾未未被帶走失蹤引起各方關注,其他被帶走而名不見經傳的人士的情況令人更為擔憂,至於教會人士被帶走,更是除了教會媒體和一些教會團體關注之外,一般媒體一點都沒有報導。

據天主教亞洲通訊社(天亞社)四月十三日報導,河北省三名神父被強行帶走,甚至遭到不人道對待。三名神父都是很年青的神父,他們沒有像維權人士和異見作家那樣寫文章或發表言論表達意見,他們只是履行神職人員的責任,但河北省的公安人員卻以各種非法手段拘禁這些神父,究竟是甚麼道理?如果只是因為這些神父拒絕領取甚麼所謂的「神父證」、加入愛國會及接受官方的「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原則,便以這樣不人道的方式對待他們,我們怎能接受和充耳不聞呢?

據報導,三月中,正定教區王立芳神父被便衣人員騙去為教友施行臨終聖事而被帶走,至今仍然失蹤;另一名四十歲張廣軍神父一月中被帶走,拘禁期間被禁止睡覺五日,又遭到不人道對待和辱罵,被短暫釋放回家過年後,於三月八日再次被帶走,又傳出他再被毒打,至今下落不明;還有另一個同樣令人心酸的例子,宣化教區一名剛晉鐸兩年、年僅二十九歲的陳海龍神父於四月八日與兩名青年準備去探望教友途中,竟然被便衣公安帶走。

當我們看見這些情況的時候,我們作為教友有甚麼感覺?中梵關係確實很複雜,我們作為普通教友,無法得知中梵之間如何溝通,固然很難給予甚麼意見。去年承德教區非法祝聖主教和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強行召開第八屆代表會議,這些問題對不太了解中國教會的普通教友來說,確是很難體會內地教會的困難。但上述三位神父面對的情況,相信大家都無法接受,怎麼可能公安可以如此肆意粗暴對待神父。酷刑與失蹤,一宗也不能接受,更何況是短時間之內接二連三發生?試問若是有宗教自由,為何出現這些駭人聽聞的打壓呢?

對於河北省張家口地區宣化教區和西灣子教區的神職人員面對連番打壓,正委會於四月十三日發表聲明,要求河北政府停止迫害當地神職人員。據正委會收集的資料,從二○○六年到目前為止,當地至少已有近二十位神職人員遭受無辜的非法拘禁、關押、虐打、被迫參加學習班,受到肉體及精神上的折磨。引述的事例包括二○○七年九月宇中勛神父被吊在一個廣場的籃球架一晚後,受老虎櫈十多天,又被煙頭燙傷、灌辣椒水等酷刑對待;二○○九年六月八日劉建忠神父被關押六個月,在最後的六天不准睡覺,每天站軍姿、蹲馬步、做俯臥撐十多小時。還有至今仍然失蹤的保定教區蘇志民主教、鹿根君神父、馬武勇神父和劉弘更神父,易縣教區師恩祥主教等等。這些神長都是我們教會內的兄弟,讓我們繼續關注他們,為他們和內地教會祈禱。

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http://www.hkjp.org

Tuesday, 19 April 2011

【評論】潘嘉偉:莫把人民趕入絕路


2011年4月19日發表於天主教亞洲通訊社(天亞社)


【天亞社.香港訊】中國政府拘留國際知名藝術家艾未未,近日又大力打壓維權律師和社會活躍人士,再次震驚世界。當局似乎對自己在國際舞台上的經濟影響力漸具信心,因此並不在意國際社會對其人權記錄的批評。


其實,艾未未與許多其他評論者一樣,甫「茉莉花革命」開始便反對這個想法,認為中國人民對保護人權和民主還沒有足夠意識。然而,由於他的「推特」微博〈http://twitter.com/aiww〉擁有逾七萬六千名讀者,其網上影響力和知名度令當局變得多疑,最近甚至把他看成打壓目標。


艾未未是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會國家體育館(俗稱「鳥巢」)的共同設計者,其藝術作品、網誌及微博的文章以幽默嘲諷政府的惡行見稱。因此,令人格外擔憂的是,中國政府甚至連這些表達方式也不能容忍。艾未未被扣押,再次顯示中國政府不再在乎是否依法行事,他們利用官方媒體中傷艾未未,宣稱他因一些「經濟罪行」而接受調查;卻沒有按中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在拘留艾未未二十四小時及訊問二十四小時內通知其家人。


中國政府連溫和的評論者也打壓,看來是懼怕網上匿名人士所發起的「茉莉花革命」。這個要求改善人權狀況和政治改革的網上呼籲行動始於今年二月下旬,祇不過是號召民眾逢周日下午微笑散步而已。


雖然無人認為這些行動最後會像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其他北非及中東國家般出現巨變,連要求釋放著名異見者的人也沒有這個想法,但中國政府卻似乎十分擔心這些號召可能像雪球般滾出失控的行動。據國際特赦組織稱,自二月下旬開始,逾百人包括著名異見人士與藉藉無聞的網民,已被拘留、受公安監視和恫嚇、或失蹤。


當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理零三年接掌權力時,許多人期望他們會推行較開放的政策,以及放寬人民表達意見的空間。表面上,中國政府零四年在憲法內加入人權條文,並於零八年北京奧運後立即推出所謂《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09—2010年)》,試圖向國際社會示好;但行動計劃卻無一付諸實行。


中國當局越來越善於擺姿態以轉移國際批評。令人憂慮的是,到底明年將掌舵的新領導班子會不會以更嚴厲方式對付異見人士。


與八九民運人士提出的抽象民主訴求不同的是,現時大多數異見人士提出改善人權的具體訴求。例如,遭非法強徵用地而失去土地的農民和毒奶粉受害者的家長,最初嘗試尋求律師協助,循法律途徑捍衛自己的權利。


但他們要求賠償的訴訟卻被法院無理阻擋,最終祇能訴諸上訪,可是卻屢次被捕及控以「尋釁滋事罪」或其他毫無根據的罪名。像趙連海就被法庭以「尋釁滋事罪」罪名判監兩年半,後來獲保外就醫。


更可怕的是,連向他們提供法律援助的維權律師亦難逃打壓。


如果人們不能循法律途徑解決怨憤,祇有被迫採取極端手段。當平民被迫成為社會活躍人士,社會定必更不安寧。縱使中國政府計劃今年花六千二百四十四億人民幣(九百五十億美元)「維持穩定」,卻無助於緩解社會矛盾。


————————
撰文:潘嘉偉。作者是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委員、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執行秘書,以及獨立中文筆會副會長。


【完】


天亞社英文新聞:
Don’t Push People to the Extreme

Friday, 8 April 2011

Don't push people to extremes

Published in the Union of Catholic Asian News on 8 April 2011


http://www.ucanews.com/2011/04/08/don%E2%80%99t-push-people-to-extremes

Don’t push people to extremes

Chinese dissidents nowadays are making concrete calls for improvements in human rights

Patrick Poon, Hong Kong
China
April 8, 2011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shocked the world again by detaining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artist Ai Weiwei and launching a severe crackdown on human rights lawyers and activists. It seem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oes not care about international criticism of its human rights record as it becomes more confident with its economic influe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Ai Weiwei, like many other critics, in fact rejected the idea of a “jasmine revolution” when he started, saying that there wasn’t enough awareness on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and democracy among Chinese people.

However, he has still become a target of the crackdown sinc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paranoid over his influence and popularity on the Internet, while his Twitter has more than 76,000 followers. Ai Weiwei, who was a co-designer of the National Stadium (colloquially known as the Bird’s Nest) for the Beijing Olympics in 2008, is famous for his making fun of government wrongdoings through his artwork and his blog and micro blog.

It is thus particularly worrying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annot even tolerate such humorous expression. Ai Weiwei’s detention once again show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oes not care about following its own laws as they resort to using the official media to discredit him by announcing that he is under investigation for “economic crimes,” while his family were not notified within 48 hours of his detention as is required by China’s Criminal Procedure Law.

Even moderate critics have also become targets of the crackdown, which appears related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fear of anonymous online calls for a “jasmine revolution” – which were merely appeals for people to stroll by and smile in certain venues every Sunday afternoon – demanding improvements in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and political reform in late February 2011.

It seem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as worried that it might snowball into action out of their control, although no people, including those calling for the release of prominent dissidents, believed that the actions would turn into dramatic events such as in Tunisia, Egypt, Libya and other countries in North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According to Amnesty International, more than 100 people, including famous dissidents and unknown online citizens, have been detained, subjected to monitoring and intimidation by the security forces, or have gone missing since late February.

When President Hu Jintao and Premier Wen Jiabao came to power in 2003, many people hoped that they would be more open in their policies and would allow more space for people to express their views. On the surfac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ried to look good in fro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y introducing human rights stipulations in its constitution in 2004 and introduced the so-called “2009-2010 Human Rights Action Plan” immediately after holding the Beijing Olympics in 2008.

But nothing in the action plan has been put into practic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getting more skillful in making these gestures to divert international criticism. Indeed, one can’t help worrying whether the new leadership, which will take the helm in 2012, will take an even more heavy-handed approach against dissidents.

Different from the dissidents of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in 1989, who made an abstract call for democracy, most of the Chinese dissidents nowadays are making concrete calls for improvements in human rights.

Farmers who lost their land because of illegal land grabs and parents of toxic milk-powder victims, like Zhao Lianhai – who was sentenced to 2.5 years for “inciting social disorder” and later released on medical parole – originally tried to defend their rights by using lawyers to go through the legal procedures, but their lawsuits for compensation were blocked by the courts without any reason.

They had no choice but to resort to petitions. But then, they were often arrested and accused of “inciting social disorder” or other baseless offences. What is more alarming is that human rights lawyers who provided legal assistance to them have also become targets in the crackdown.

If people cannot resolve their grievances by legal means, they will be pushed to apply more extreme measures. When ordinary citizens are forced to become activists, it will definitely create more unrest in the country. It won’t help to ease social tension even thoug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lans to spend 624.4 billion yuan (US$95 billion) this year on “maintaining stability.”

Patrick Poon is a Committee Member of  the Justice and Peace Commission of the Hong Kong Dioces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China Human Rights Lawyers Concern Group and Vice-president of the 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re.

CH13916.1648

Sunday, 13 March 2011

專題評論:茉莉花的顫動

2011年3月12日發表於香港《教協報》第585期 「維權論壇」專欄

潘嘉偉
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

今年初在北非和中東接連發生的民主運動,推翻了一些長期獨裁政權,隨即令同樣是獨裁政權的中國政府大為緊張。剛好差不多在同一時間,幾位北京維權律 師江天勇和唐吉田只是因為在飯聚中談及如何幫助全家被軟禁在家的山東失明「赤腳律師」陳光誠,便相繼被公安國保帶走;北京法律學者、中國政法大學講師滕彪 博士於2月19日晚上在家中被帶走,他家裡也被搜查。內地的情況變得更為緊張,中國政府藉口為「維穩」,繼續瘋狂抓捕維權人士,以「喝茶」為名恐嚇他們, 甚至派人到他們家裡搜查,恐嚇他們的家人。

由於年初在北非的突尼西亞發生「茉莉花革命」,腐敗的政權立即倒台,要求民主之火迅速蔓延至中東其他國家,埃及人民在十八天之內推翻了獨裁三十年 的政權,利比亞人民同樣受到鼓舞而奮力爭取。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的網民於2月19日呼籲北京、天津、上海、廣州等十三個大城市的市民以「茉莉花革命」舉 行集會,然後在下一個星期天再舉行一次,而且增加了參加的城市。

到底參加集會的人做了甚麼?他們沒有像突尼西亞、埃及和利比亞人民激動的在大街廣場上大喊口號,或者領導大批民眾出來的組織者,有的只是散步的市 民,但滿街都是公安和便衣警察,民眾根本連聚集在一起的機會也沒有,完全沒有可能會發生「革命」性的動亂,政府已如臨大敵,大肆抓捕維權人士,不論有否參 與或呼籲民眾參與行動的,都一一被帶走,至截稿為止,短短兩星期之內,已有二十多人被拘留、被談話、被「喝茶」,集會行動還沒形成,政府便以高壓手段以圖 把它消滅於萌芽階段。「茉莉花」顫動了政府的神經,迅速變成「敏感詞」了。

舉辦集會的城市當中,廣州是內地以媒體和社會文化比較開放而聞名的。可是,雖然在廣州參與集會的民眾只是很少,但有兩名維權律師和幾名維權人士接 連被帶走。廣州維權律師劉士輝於2月20日中午欲前往廣州人民公園響應「茉莉花革命」時,甫步出寓所,即被停泊在路邊一部汽車內走出來的四、五個大漢衝上 前毆打。他的雙腿被嚴重打傷,身上相機亦被搶去。劉士輝出院回家不久,便與外界失去聯繫。另一名廣州維權律師唐荊陵亦於2月22日上午被國保人員帶走,他 妻子期後被國保告之,唐荊陵被「監視居住」,但沒有出示任何文件。

外國和香港駐北京的記者也不能倖免,他們只是執行他們的採訪工作,公安居然毆打和警告他們不要採訪集會,有香港、台灣、日本、美國、英國和德國等 等記者在集會現場被驅趕、被毆打、被短暫帶走問話。面對國際新聞界和國際社會的批評,中國外交部姜瑜回應公安約談外國駐京記者的時候,居然說:「不要拿法 律當擋箭牌。問題的實質是有人唯恐天下不亂,想在中國鬧事。對於抱有這種動機的人,我想甚麼法律也保護不了他。」姜瑜此言公然說明中國政府視法律如糞土, 只要政府不喜歡,就算是說出真相,報道事實,也不會得到法律保障,這是極其霸權的態度。

為了推動法治,中國越不想談法律,我們越需要向中國政府說明他們的法律承諾。中國政府於1998年簽署了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到現在還不提交人大批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9條說明:「一.人人有保持意見不受干預之權利。二.人人有發表自由之權利;此種權利包括以 語言、文字或出版物、藝術或自己選擇之其他方式,不分國界,尋求、接受及傳播各種消息及思想之自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五條亦說明:「中華人 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現在民眾的行動只是和平集會和散步,完全沒有鼓吹暴力,除非中國政府有足夠證據,否則,中國 政府以甚麼法律理據抓捕參與者,甚至拘禁和限制其他沒有參與行動的維權人士和維權律師的人身自由?因此,中國政府必須立即釋放所有維權人士及參與集會的人士。

關注陳光誠及三位北京維權律師 Concern Over Chen Guangcheng and Three Beijing Human Rights Lawyers

希望有更多朋友關注山東失明民間法律工作者陳光誠一家的情況,陳光誠於2006年被誣陷入獄,2010年9月出獄後,他及家人一直被軟禁 在山東臨沂東師古村家裡,當他們被軟禁的錄像曝光後,陳光誠及太太袁偉靜被毆打,無法與外界聯繫。三位北京維權律師唐吉田,江天勇及滕彪於今天2月16日 與其他律師朋友餐聚時討論如何營救陳光誠,結果相繼被帶走,唐吉田於3月5日被帶回吉林家中,但江天勇及滕彪仍然失蹤,令人擔心他們被拘禁期間曾遭受酷刑 對待,請各界(特別是國際法律界)繼續關注他們的情況。

Hope that more people can show their concerns over the situations of Shandong blind legal rights defender Chen Guangcheng and his family. Chen was imprisoned for fabricated charges. Since he was released in September 2010, he and his family have been under house arrest in their home in Dongshigu Village in Linyi, Shandong province. After a video footage of their house arrest was exposed, Chen and his wife Yuan Weijing were beaten up. They are detained incommunicado. On 16 February 2010, three Beijing human rights lawyers Tang Jitian, Jiang Tianyong and Teng Biao together with other lawyers friends discussed at a meal about how they could rescue Chen and his family. They were subsequently taken away. Tang Jitian was taken to his home in Jilin province on 5 March 2010, but Jiang Tianyong and Teng Biao remain missing. We are very worried that the three lawyers were subjected to torture and ill-treatment during detention. We call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especially the legal community, to continue to pay attention to their situations!

Friday, 18 February 2011

埃及變天的反思

http://kkp.catholic.org.hk/lo/lo3496/lo3496_11.htm

2011年2月20日發表於香港《公教報》「義筆容辭」專欄

潘嘉偉

非洲一向給我們的感覺都是落後與貧窮,新一年開始在短短兩個月之間出現民主運動冒起,繼突尼西亞變天之後,埃及人民經歷十八天和平上街,最終令執政 三十年的總統穆巴拉克落台,使七大洲裡這個最被輕視的土地突然變成全球的焦點。支持民主和渴慕民主的人士感到非常驚歎和振奮;專制國家的輿論和為專制政府 說話的學者則岔開話題表示不看好非洲和中東最近發生的情況。

非洲和中東的政治環境非常複雜,政治、宗教、文化、國際關係與經濟利益緊緊交織在一起。筆者不是非洲和中東問題的專家,亦非研究國際問題的學者,只 想分享對埃及人民爭取民主的行動的看法,當然,筆者所知道的只是媒體報導和網上查看到的資料,並不全面,但想藉此短文與教友們分享一些看法。

埃及總統能夠在位三十年,問題在於制度問題,這也是所有專制政權的問題。我們可以想想這個大家都懂的問題:在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當權者都有既定任 期,續任亦有規定,目的為了可保障一旦施政不好,執政者需要向人民負責任,人民可以再選出他們認為可以為他們做事的領袖,即使再選出來的領袖還是不稱職, 至少他/她也是人民選舉出來,有一定的民眾基礎,再經過選舉,人民又再可以選出他們認為合適的領袖。只要選舉制度完善,法治制度健全,政策制定和施行的決 定權在人民手中。在埃及和所有專制政權裡,我們無法看到這一點,一個政治領袖可以執政幾十年,幾代人的生活完全被控制,一旦出現官員貪腐的情況,人民除了 私下抱怨之外,到忍受不了的時候,較為勇於表達意見的群眾便會出現,權利意識覺醒的民眾便會加入,從而形成社會運動,若當權者不作出改革,便會面臨被推翻 的危機。

當埃及總統看見越來越多民眾參與示威的時候,軍方的表態或許最令中國人感嘆的說話。穆巴拉克雖然一直堅持表示不會即時下台,但軍方表明不能像中國當 年鎮壓天安門示威那樣鎮壓示威者。當各位聽見這樣的話的時候,心裡有甚麼感受?「六四」民運的時候,筆者只是小學六年級的香港學生,當然沒有在北京親歷當 時的情況,但多年來聽見親歷者的憶述,以及與當年一些學運領袖在一些場合碰面,有些人還十分悲壯的訴說當時的慘況,有些人則不願再談起當日的情境,怕控制 不了情緒。今天在遙遙的中東發生的一場民主運動,軍隊怕得要向全世界保證絕對不會出現天安門鎮壓的情況,可見就算今天的中國已成為經濟強國,很多國家都對 她忌諱三分,然而,「六四鎮壓」仍然多麼深入各國人民的心裡,即使是獨裁專制政府的軍隊,亦不想被「六四鎮壓」的污名拉在一起。作為中國人,我只能感到萬 分悲哀。

教會認為民主政制是尊重人權和自由的關鍵。「有些國家需要改革一些不正義的結構,特別是他們的政治機構,為能以民主和共同參與性的政府來代替腐敗, 獨裁及權威性的政府。這是一個我們希望能廣傳和日見茁壯的過程。因為一個健康的政治團體──可使國民在法律的規條下以及在對人權的尊重和推動下,能自由而 負責的參與公共事務──是個人與全體人民全面發展的必要條件及確實保證。」(《社會事務關懷》通諭 44)筆者衷心希望中國能早日實行尊重人權自由的民主制度。

Saturday, 12 February 2011

Fear tactics, No Way!

It’s the key moment for change in Egypt. Of course, there’ll be people who will fight for taking over the regime. However, who want to be long-term slaves of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It’s because the Egyptian government employed fear tactics to turn people away from exercising their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to take part in politics that it ends up in such chaos now. In China and Hong Kong, are we experiencing similar problem of fear tactics exerted by the government? We take part in politics to exercise our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not necessarily having the ambition to become politicians. But by exercising our rights, we can SPEAK for those who are made voiceless by the government.

埃及的局勢現在是關鍵時刻,當然有很多想執掌政權的人想爭取政權,短時間之內會有可能出現混亂,然而,誰願意被獨裁政權長期剝奪自由?因為獨裁政權 長年使用畏懼政策,使人民無法正常行使公民政治權利,導致今天群龍無首的局面。我們中國和香港是否也同樣面對類似畏懼公民參與政治呢?不是出來參選,而是 盡公民責任關心政事,並為無法為自己發聲的人而發聲。

Sunday, 6 February 2011

走訪菜園村

過年前看了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的電郵呼籲, 今天年初四下午四點特別到菜園村看看。一到埗便在村口設置的攤位看見「新春糊士托,菜園滾滾來」廢墟藝術節的活動海報,很有特色,沿路擺放着一些應該是本 地藝術家的作品和一些村民在爭取過程中的活動照片,再沿着村路往裡面走,一路走到一個叫「張園」的樓房前面一片爛地,已見幾百名支持村民的朋友興高采烈地 站着,聽舉辦活動的朋友講解活動安排,不遠處有搖滾樂隊在表演,附近有朋友拿到舊CD、雜誌和其他書籍擺賣。眼前所見的一片歡樂與沿路牆壁上悲壯的照片形 成強烈對比。

突然想起,前幾天跟正委另一位委員開完一個會議後聊到,她說她邀請她的學生來參加,但有學生說媽媽不讓她來,說不想她參加「政治活動」,我當時聽 見,覺得挺無奈和悲哀的,我經常聽見中國內地抵抗非法拆遷的事件被地方政府冠以「政治敏感事件」,看來香港的公共意識亦已失守得很嚴重,大家好像忘記了, 香港政府去年在沒有向市民交代興建高鐵的投標細節,便要我們接受六百九十億元的高昂建築費用,我們或多或少都有聽過關於興建高鐵效益如何的討論,但如今好 像米已成炊,菜園村村民和幫助他們的朋友由原來爭取「不遷不拆」退讓為「先建後拆」,以及希望政府盡快幫忙解決路權問題, 卻被掛上「搞事」、「政治敏感」等標籤,我不是學者,也不是公共知識份子,但仍不禁想問:我們香港人對高鐵和菜園村一事的認知與邏輯究竟出了甚麼問題呢? 為了所謂城市發展和商業利益就可以肆意犧牲少眾的權益?可惜香港的大眾媒體已對有新聞價值的新聞不感興趣,公眾只能獲得極少有用和值得關注的訊息。

我不想看見香港出現錢雲會,我不想看見香港出現倪玉蘭律師,我不想看見香港再出現無理拆遷。 作為一位住在城裡的普通市民,我清楚能夠做的十分有限,希望每一位市民一點的關心與祝福,可以給村民和幫助他們的朋友一點鼓勵。希望路權的問題能夠盡快得到解決,希望新村盡快建成,希望強奪土地發展的商人和政府能早日良心發現。

「新春糊士托,菜園滾滾來」廢墟藝術節活動海報(地圖)
「新春糊士托,菜園滾滾來」廢墟藝術節活動海報(背面),簡介菜園村村民的情況
菜園村村口標語
菜園村村口標語

Tuesday, 4 January 2011

和平之旅--出席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上)

2011年1月4日發表於香港獨立媒體


作者:潘嘉偉

出發前

諾貝爾和平獎--從來都覺得這個獎項離我們十分遙遠,再者,過去幾年的得獎者都是國家領袖,特別是2009年由當時上任美國總統還不夠一年的奧巴馬獲獎, 我更對這個普世公認的獎項不敢抱有甚麼期望。2010年10月8日公佈得獎者之前幾天,我跟獨立中文筆會幾位會友在日本東京參加國際筆會週年大會的時候, 還在估量諾貝爾委員會會把這一屆的和平獎頒給誰呢?當時雖然劉曉波的呼聲已是很高,但我們分析過國際形勢之後,還是覺得沒太大可能,畢竟中國現在在國際舞 台上十分霸道,很難想像會有國際機構和外國政府會作那樣高的姿態去肯定中國異見人士的努力,而冒險「得罪」中國政府這個新霸權主義的代表。然而,我們的猜 測都錯了,我們確實低估了諾貝爾委員會的勇氣。劉曉波榮獲這個殊榮,我們真是喜出望外。

十一月底,劉曉波妻子劉霞當時被完全隔絕與外界的聯繫超過一個月,許多記者和關心中國人權問題的朋友都很關心有誰會獲邀出席12月10日(國際人權 日)在挪威奧斯陸舉行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 坊間有很多傳言,當時有一份在網上被廣泛流傳聲稱為劉霞邀請嘉賓名單,名單裡全是內地知名學者、維權人士,亦包括在內地很紅的年青作家韓寒、香港著名文化 人梁文道,甚至包括國際知名中國內地導演陳凱歌等等,當時內地的氣氛已是非常緊張,很多在名單上的人連出境參加其他學術會議也被禁止,當時很多內地朋友已 心裡有數,中國政府一定會盡力阻礙他們出境,甚至有幾位朋友跟我說:「我們現在靠你們了」。我們當時已很明白,頒獎禮不會有人代劉曉波領獎。

當時有記者打電話來問我,我不在此名單上,為何我會被邀請?是誰邀請我的?我以甚麼名義被邀請?劉霞被斷絕與外界聯繫,邀請我的人以甚麼方法取得劉 霞的委託?我們這樣去出席頒獎禮有甚麼代表性?面對這一連串問題,坦白說,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我從獨立中文筆會裡跟劉霞很熟的朋友口中得知,劉霞確實 委託了楊建利博士幫忙邀請嘉賓出席頒獎禮,楊建利找我時已是非常貼近頒獎禮的日期,據我所知,當時他是想邀請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和支聯會秘書、中國維權律師 關注組主席何俊仁代表香港朋友出席頒獎禮,我轉告支聯會的朋友,後來因為華叔的身體狀況確實無法遠赴嚴寒的挪威,支聯會朋友開會後決定由副主席李卓人代華 叔出席頒獎禮。劉慧卿和我,以至陶君行和長毛也是後來才再獲邀請的,因為當時中國政府無恥到向其他國家施壓,歐洲大國全都不怕中國政府的壓力而決定派代表 出席,少部分受中國政府許多恩惠的中東、亞洲和非洲國家為了保住跟中國的經濟關係,決定不派代表出席,結果這些騰空出來的座位,讓我們更多關注中國人權問 題的朋友得嘗所願,非常榮幸能參與見證第一位中國人獲頒諾貝爾和平獎的時刻。我相信,我獲邀是因為我是獨立中文筆會的副會長(承蒙各位筆會作家前輩的厚 愛,我於2009年當選為筆會副會長,相信我當選絕非因為我粗疏的中文寫作,而是因為筆會朋友想選一位關注中國大陸言論自由問題的香港年青人擔任筆會職 務,協助聲援內地作家朋友。劉曉波是筆會兩屆會長和榮譽會長,與筆會關係非常密切。)。我們筆會有十位會員參加了頒獎禮,包括身在德國的會長廖天琪、另一 位來自澳洲的副會長齊家貞和住在瑞典的筆會常務秘書張裕。

踏上旅途

李卓人、何俊仁、劉慧卿和我預定12月8日晚上從香港出發到挪威,我和李卓人與何俊仁同一班航班,我們在機場碰見陶君行,才得知是他也是跟我們同一班航 班,經瑞士蘇黎世轉機到奧斯陸。我們坐了十三個小時飛機到達蘇黎世,到埗後得知我們原定轉駁到奧斯陸的客機已經開出,當時已心知不妙,可能會錯過一些頒獎 禮之前的活動。當航空公司職員告訴我們下一班到奧斯陸的航班要九個小時後才可開出,我們都感到十分無奈,我們努力查詢過其他航班,但因為歐洲很多地方大風 雪,德國法蘭克福機場也關閉了,我們只能留在蘇黎世機場等下一班到奧斯陸的航班。對於無法與其他出席頒獎禮的朋友一起到中國駐挪威大使館門外抗議,我們都 感到十分可惜與無奈,過去近兩年,我們從不間斷地在中聯辦外抗議要求中國政府釋放劉曉波,現在遠赴挪威,卻無緣到當地中國大使館外為要求釋放劉曉波盡一分 力,確實覺得非常可惜,何俊仁和李卓人當即表示一定要安排在頒獎禮之後,再到當地中國大使館門外抗議。

頒獎禮前

我們到達奧斯陸的時候,已是12月9日晚上七時,我們吃完晚飯後為第二天的活動和頒獎禮作預備。第二天早上,我們先到國際特赦組織挪威分會出席關於劉曉波 和中國人權的研討會,支聯會副主席、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擔任其中一位講者,談及中國在大肆發展經濟的情況下,突顯各種勞工問題,跨國企業(包括香港及台灣 投資者)在自己所在的國家和地區履行所謂的企業社會責任,但在中國投資卻把標準降低,情況極需國際社會關注。研討會其他講者包括國際筆會會長John Ralston Saul(約翰‧勞斯頓‧索爾)、獨立中文筆會會長廖天琪、獨立中文筆會常務秘書張裕和國際特赦組織總幹事Salil Shetty。

研討會結束,我們馬上拿橫幅遊行至頒獎禮會場奧斯陸市政廳外面,我們的遊行吸引了很多途人觀看,他們都示意支持我們,在嚴寒的挪威街頭,讓我感受到 友善的挪威人的支持和溫暖。出發到挪威前,國際特赦組織挪威分會的朋友提醒我要寫電郵給挪威警方申請舉行抗議行動,我只是發了一個電郵給挪威警方說我們會 有大約十人參與抗議行動,並只會喊口號和派發一些單張,我一直沒有收到警方回覆,抗議的時候,感覺跟在香港中聯辦外的示威行動有很大差別,沒有警員來問我 們誰是負責人,沒有警員來記下負責人的資料,現在也只有幾名警員,不像中聯辦外警員如臨大敵那樣重兵駐守,沒有過多的鐵馬,記者可以在我們面前輕鬆拍攝和 採訪,不像香港警察那樣把傳媒採訪區安排到老遠的地方。我們在會場外與來自世界各地參與頒獎禮的華人一起抗議,一張拿着橫幅和劉曉波的照片,一起高喊「釋 放劉曉波」!同一時間,我打電話給香港支聯會的朋友,讓李卓人和何俊仁向當晚在香港遮打花園出席燭光晚會的香港市民介紹抗議行動現場的情況。

抗議行動結束後,我們進入頒獎禮會場,聽說在會場外有華人抗議諾貝爾委員會把和平獎頒予劉曉波,我期後聽一些沒有收到邀請信但到奧斯陸參與所有支持 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的海外民運人士說,挪威當地一些華人受中國駐挪威大使館威迫力誘舉行抗議諾貝爾委員會的活動,卻雷聲大,雨點小,原來聽說會有兩千人 參 加,但當日在會場外卻只有一百人左右,而且,聽那些民運朋友說,當他們問那些示威者知不知道劉曉波是誰,中國政府為甚麼不想他獲諾貝爾和平獎,他們卻一點 都不知道。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