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

發表於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www.hkjp.org) 2012年10號《正義和平通訊》http://www.hkjp.org/newsletter.php?id=43

http://www.hkjp.org/files/files/enews/JP_2012_oct_p13-14.pdf

中國內望

思想政治教育

文　潘嘉偉　本會國是組召集人

國民教育在香港引發大量學生、家長和市民的反對，原因是大家都擔心香港會變成中國大陸那樣被染紅，雖然政府現已在一遍反對聲音之下，擱置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但所謂愛國的教育元素其實已多年來滲透在很多學校不同的課程和活動中。莘莘學子被洗腦是怎樣的情況？有人或會說並不會那麼容易被洗腦？我們實有必要參考中國大陸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如何推行的。

「思想政治教育」科是中國大陸各學校進行意識形態教育的工具。據中國大陸百度百科網站關於「思想政治教育」的條目介紹，「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國精神文明建設的首要內容，也是解決社會矛盾和問題的主要途徑之一。思想政治教育既十分重要，又相當難做，尤其是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中國的思想政治工作存在著相對疲軟的狀況，很不適應現代社會發展要求。」單看這段介紹已可看出思想政治教育在中國的重要性，其中說明「也是解決社會矛盾和問題的主要途徑之一」，足以看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然而，生活在自由社會的人可能會感到疑惑，為何思想政治教育可以解決社會矛盾和問題呢？

讓我們再看看中國政府官方如何定位，教育部、宣傳部、國務院等單位近年都曾發佈多個文件，要求在小學和中學推行思想道德建設，以及在大學如何做思想政治教育。以下援引幾份官方政策文件的內容，讓我們稍作了解這些教育的目的。

2004年2月，國務院發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的若干意見》（簡稱中央八號文件），強調要加強使未成年人接受所謂正確的思想道德教育，其要求的是「各地區各部門認真貫切中央要求，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深入進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和中華民族精神教育」。在這樣的政策要求下，中國大陸的學生從小便要認識這些紅色政治思想。

中央宣傳部與教育部於2012年4月發佈的《關於進一步加強中小學時事教育的意見》（教基一廳[2012]4號）中指出的要求更直接以「時事教育」一詞來說明要讓中小學生擁抱中共政權：「開展時事教育，對於中小學生了解國情世情，了解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取得的成就和進程，感受到共產黨好、社會主義好、改革開放好、偉大祖國好、各族人民好，更客觀更全面更深入地認識周圍事物和世界，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心和信念，形成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增強社會責任和使命感，培養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具有重要意義。」2011年5月公佈的《教育部關於聯合相關部委利用社會資源開展中小學社會實踐的通知》亦有類似的表述：「黨的教育方針明確要求，要堅持教育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增進學生對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切身感受，對黨、對祖國、對人民的真摯情感。」還有，同年3月，教育部也發佈了另一份〈中共教育部黨組關於印發《教育系統深入開展學雷鋒活動實施方案》的通知〉（教黨[2012]5號），更看出中國政府擔心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改變，十分重視向中小學生進行進一步愛國洗腦教育。

筆者訪問了三位分別在70年代末及90年代在中國大陸幾個不同地方讀小學、中學與大學的內地朋友，整體來說接受的思想政治教育十分相似，但仍有地域與經濟條件的差異，亦使他們接受了不同程度的洗腦教育。第一位朋友在70年代末在山東臨沂的農村小學讀一年級到四年級，然後到了當地縣城讀小學五年級，他憶述當時農村的經濟條件落後，很多在農村讀小學的都考不上中學，因此在農村裡認為讀書沒用，所以整體不重視教育，更沒有政治教育，升國旗在物資缺乏的農村更是十分奢侈，因此，只有在音樂課學習紅歌，每年也有一次歌唱表演。另一位70年代末在廣東湛江縣城讀小學的朋友則說，除了每星期兩堂的音樂堂學習紅歌如「社會主義好」、「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等等之外，他還記得每天早上全校一起做早操之後，回到班房後會有早讀課，其中約十多分鐘是朗讀中共革命英雄的故事，小學一年級至高中每個星期一早操都會看升旗和唱國歌，語文科內容不少都是講革命年代共產黨員的高尚事蹟。另一位90年代初在重慶讀小學的朋友也說同樣的情況，在中學的時候每學期都有政治課，內容都是講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相關的知識和優越性，大學時也要類似的必修課，但內容基本都是重複的。高考也有時事政治的內容，主要是黨的最新政策等等，學校也要求高二開始每天七點全班都必須看新聞聯播。另外，因為重慶有個烈士陵園，她和同學每年都要去掃墓和接受紅色宣傳。還有，他們三位都表示小學裡還有少先隊，中學裡有共青團，大學的時候還有入黨興趣學習小組，由小學同大學，幾乎各方面都無法避開紅色教育。

聽見這些朋友的經驗，筆者確實認為我們香港很多朋友擔心香港教育染紅，絕非危言聳聽，若不認清這些事實，我們在香港的思想自由絕對會被不斷蠶食。當在內地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都不再相信紅色教育，我們香港若還要開展洗腦教育，實在貽笑大方。

參考資料：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的若干意見》（簡稱中央8號文件）
http://www.edu.cn/de_yu_777/20120209/t20120209_739012.shtml

《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廳 教育部辦公廳 關於進一步加強中小學時事教育的意見》，教基一廳[2012]4號
http://www.gov.cn/zwgk/2012-04/13/content_2112482.htm

〈中共教育部黨組關於印發《教育系統深入開展學雷鋒活動實施方案》的通知〉，教黨[2012]5號
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A12_zcwj/201203/xxgk_131334.html

《教育部關於聯合相關部委利用社會資源開展中小學社會實踐的通知》，教基一[2011]2號
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5880/201105/xxgk_120134.html

中共中央宣傳部教育部關於印發《全國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測評體系（試行）》的通知，教思政[2012]2號
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6578/201204/xxgk_134286.html

劉霞和劉曉波犯了甚麼罪？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21208/18093701

2012年12月8日發表於香港《蘋果日報》

劉霞和劉曉波犯了甚麼罪？

突然在電視新聞上看見劉霞，二○一二年十二月六日她終於能再與外界短暫接觸，接受美聯社採訪，這是她丈夫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後，兩年多以來第一次有記 者能夠採訪到她。電視畫面看見劉霞忍不住長期壓抑的情緒，消瘦的身軀顫抖着，憔悴的臉頰上流露出已承受不了被軟禁的痛苦。看見劉霞在哭，心情真的很激動。 她犯了甚麼罪？中國政府說不出。她為何被軟禁？除了因為她是劉曉波的妻子，難道中國政府還可以找到其他理由？這樣就軟禁一位公民，真的有如劉霞所說，相信 連已故奧地利大文豪卡夫卡也寫不出這樣荒誕的事。

另一邊廂，看見莫言與家人及官員到瑞典預備出席諾貝爾文學獎頒獎禮，莫言在記者會被傳媒追問對劉曉波仍被監禁的看法，他只推說之前在獲知得獎的記者會上已 說過，然後他被問到中國有沒有言論自由，他說「這個真的很難說」，又說審查制度有必要，並請記者看中國的互聯網，就知道有沒有自由了。再被問到對中國新聞 審查的看法，他說中國和外國都有審查，只是檢查的尺度和方法不同而已。輕描淡寫的回應，正好看出這位貴為本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價值觀。據獨立中文筆會的 資料，中國仍有近四十名作家和新聞工作者因言獲罪身陷獄中，是世界上最多文字獄的國家。若只是檢查的尺度和方法不同，那麼為何中國的文字獄比別國多？

不知道莫言現時在瑞典這樣一個與中國審查尺度和方法完全不同的國家，在電視上及網上看見劉霞被軟禁家中向記者泣訴，他有甚麼感受？作為一位作家，在極權的 國家以「魔幻現實主義」的寫作手法，自我審查創作出來的作品，現在獲得了文學界最高榮譽的桂冠，難道這真的值得國人驕傲？我真的想問莫言一句：「你覺得劉 霞犯了甚麼罪呢？」可能他會再重複地說，「這個真的很難說」。也很想問問他對《零八憲章》和劉曉波寫的文章有甚麼看法，難道與中國憲法和普世人權價值相關 的文章，中國也是必須要審查剔除，作者並要因言獲罪坐牢？

聽莫言的發言令人感到有如聽一位中國官員發言，這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作家應有的風範？劉霞被軟禁在家，與世隔絕，如果她聽見莫言的言論，不知是何等感 受？劉曉波被判十一年監禁，難道劉霞要像他一樣被軟禁至他刑滿獲釋？劉霞到底犯了甚麼罪而要受此折磨？劉曉波又為何只因為幾篇文章而要被長期監禁？中國政 府仍然欠全世界一個合理解釋。

潘嘉偉
獨立中文筆會常務秘書、理事

【義筆容辭】言論自由的可貴

http://kkp.org.hk/node/3708

2012年10月28日發表於香港《公教報》

潘嘉偉

對一向關心本土問題多於一切的香港人來說，巴基斯坦的問題，可能十分遙遠，但對塔利班這個恐怖組織的名字，相信不少香港人不會陌生，仍記得二○○一年九月十一日在電視新聞看見象徵美國金融領導全球地位的紐約世貿中心突然被兩架民航客機撞塌，一共造成二千七百多人死亡，「九一一事件」、恐怖襲擊和塔利班突然成了全世界不得不關注的議題，多年來一直有關於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地恐怖分子的報導。

塔利班和恐怖分子近日再次成為焦點。巴基斯坦西北部塔利班管治的斯瓦特地區（Swat District），十四歲少女馬拉拉（Malala Yousafzai）自二○○九年開始以筆名在BBC的網誌上揭露塔利班禁止女孩接受教育和關閉學校，以及致函外國傳媒關注巴基斯坦婦女和兒童的權益，又批評塔利班和美國不斷發生的戰爭衝突而犯下對當地平民很多暴行。她只因為表達了這些意見，十月九日，她下課乘車回家途中竟遭到塔利班武裝分子企圖暗殺，頭部及頸部中槍，情況一度危殆，後來獲轉送到英國接受治療，現時情況穩定。恐怖分子以這樣殘暴的方式打壓言論自由，受到世界各地的嚴厲指責。

雖然馬拉拉沒有剛獲今屆諾貝爾文學獎中國作家莫言那樣的文采，懂得以「魔幻現實主義」的技巧避免被當權者的打壓，她也不像莫言那樣有官方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這樣的官方職銜作保護，她只是平白地在她的博客寫她的日記，記述她每天在巴基斯坦斯瓦特地區受塔利班管治下的平凡生活，但她的勇氣，讓她成了不平凡的人。馬拉拉因為撰寫文章揭露社會不公義的狀況而被恐怖分子襲擊，小小年紀卻非常勇敢說出社會的實況，實在感動了世人。

筆者沒有看完莫言所有作品，只有稍為看過他的《紅高梁家族》，也有看過張藝謀改篇的電影《紅高梁》，有朋友推薦我看他其他的作品，如：《天堂蒜臺之歌》、《豐乳肥臀》或《蛙》，說他在中共這樣高壓控制言論出版自由的情況下，以「魔幻現實主義」的手法寫中國農村的狀況或官場腐敗的情況。有人會說，莫言獲獎後開的記者會至少也提到希望劉曉波能早日健康地獲得自由，故此，好像如果對他要求太高便是很不合情理，更不應放大他參與抄寫毛澤東的講話和他去年在法蘭克福書展因異見人士戴晴出席而離場抗議等事，亦不應要求他作為一位作家和文學獎的得主，重提他贊成審查有利作家創作的看法等等。有些人覺得把言論自由和文學捆綁在一起，對莫言很不公平，但筆者想要問的是：在中國大陸今天的情況，莫言如能勇敢地說出真話，他會面對如馬拉拉那樣的生命威脅嗎？坦白說，當筆者看見像馬拉拉這樣年輕卻不怕冒生命危險的學生，以平實的文字表達真實情況和批評當權者，相對像莫言這樣的大作家卻只能以「魔幻現實主義」的手法來表現「真相」，委實覺得說出真相的言論自由更難能可貴。

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www.hkjp.org

再問梁振英、林鄭月娥和吳克儉，以及所有支持國民教育科的人

上星期寫過問胡紅玉的問題，現再貼出問梁振英、林鄭月娥和吳克儉，以及所有支持國民教育科的人：

第一，委員會的認受性問題，這個委員會純粹是政府為了臨時倉促回應729要求撤回國民教育科大遊行而成立的，就算是這個委員會的成立，政府亦沒有向市民諮詢過，請問程序公義在哪裡？

第二，國民教育科三年開展期理據在哪裡？請解釋。

第三，國民教育科的指引要求學生培養情感。在不斷向傳媒講教材應以客觀事實作討論，請問若要培養情感如何能客觀？請解釋。還有，當有學校要學生唱國歌、參觀毛澤東睡衣等等的時候，如何能客觀分析，而不培養偏頗和洗腦的情感？

懇切希望母校香港華仁書院不要招聘國民教育教學助理

我愛我的母校香港華仁書院，至今最要好的朋友仍是華仁的舊同學，記得當年學校學習氣氛自由，像我這樣資質平庸的學生，沒有能力在公開試考得好成績，但學校的自由學習氣氛，至今難忘。8月18日當時得知母校公開招聘國民教育教學助理，我實在不能理解，雖然華仁是修會學校，但香港教區亦已表明香港教區的中小學新學年不推行國民教育，為何一間曾出過多名知名校友的老牌名校仍執意以國民教育的名義招聘教學助理？我寄了以下的英文電郵給香港華仁書院譚兆炳校長，並抄送給校監周守仁神父和華仁舊生會，但一直沒有收到回信。雖然我只是一名不值一提的舊生，但對母校這樣冷待舊生的提問，實在感到很不受尊重。畢竟在那裡成長，幾年寒暑認識了一些畢生摯友，以及一些令人尊敬的老師。不希望母校變成一間教授國民教育的學校，我在電郵中亦提到覺得公民教育和人權教育更為重要。不錯，譚校長在回應傳媒的時候有提到華仁的耶穌會傳統都很關心中國，譚校長亦說會有批評性的做法，不會教共產黨等於中國。我亦是當年受耶穌會神父（特別是已故的鮑善能神父Fr. Bosnan）那樣的薰陶而一直關心著中國的事，但我們需要的絕不是國民教育，而是學習如何做好一個公民。因此，我仍不明白為何需要招聘教學助理教國民教育。

耶穌會中華會省的教育理念（Vision Statement）如下：
「我們是在學習團體的氛圍中，提供學生和教職員工一個全人發展、思維開放和不斷成長的天主教教育；
培育他們逐漸成為卓越能幹、犧牲奉獻、充滿熱忱、富於靈性和具備倫理分辨能力的人；

他們同時擁有一顆胸懷普世的心，願意為世人謀求福樂，特別是為那些貧窮和被忽略的人。」

雖然明天便開學，但仍在網上看到華仁招聘國民教育教學助理的廣告，深切希望我的母校香港華仁書院能考慮應該要招聘的是公民教育教學助理，加強公民教育，而不是國民教育。

希望其他華仁舊生也能表達一些關注。

附：我在8月18日寄給譚校長和抄送給周神父及華仁舊生會的電郵。

To: Mr. Tam Siu Ping
Principal
Wah Yan College, Hong Kong
sptam@wahyan.edu.hk

cc: Fr. Stephen Chow
Supervisor
Wah Yan College, Hong Kong
stephenchow@wahyan.edu.hk

Wah Yan (Hong Kong) Past Students Association
wyhkpsa@netvigator.com

Dear Mr. Tam,

Re: Enquiry about recruitment of Teaching Assistant (National Education)

I have recently read in a newspaper advertisement that Wah Yan College, Hong Kong, is recruiting a Teaching Assistant (National Education) (See: http://jump.mingpao.com/cfm/JobSearch3.cfm?AdID=357897

 

).

As an alumnus of Wah Yan College, Hong Kong, I feel very shocked that my alma mater would employ a Teaching Assistant for national education. Could you explain why Wah Yan needs to do national education?

The issue of national education is highly controversial and it is doubtful why we need to do national education but not strengthen civil education. The Catholic Diocese of Hong Kong earlier also promised that national education will not be implemented in diocesan schools in the new school year. As a prestigious Catholic school in Hong Kong, I wonder why Wah Yan doesn't follow this practice and now even intends to employ a Teaching Assistant for national education.

As an alumnus, I still remember clearly how liberal the learning environment was when I was studying in Wah Yan. We were exposed to different views and learned Chinese history and world history. I sincerely hope that Wah Yan can keep this good tradition and will not fall into the trap of conducting national education.

It is now the digital age and we all live in this global village. I strongly believe that it is far more important to let students learn how to understand various cultures and how to be a responsible citizen concerned about social and human rights issues than learning how to embrace our natio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attention and 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soon.

Yours sincerely,

Patrick Kar-wai POON

Graduate of 1994

問胡紅玉

胡紅玉，以前跟你見過面，以前以為你推動過平等機會，促成平機會的成立，至少能堅持一些基本的普世人權價值，但自從你加入行會，現在更當了甚麼「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主席之後，你的言論令人越來越失望。請千萬不要告訴我們，你會認同中共那套說法，普世價值不適用於中國的國情。顯然，政府找你擔任這個工作，完全是因為看準了你以前在平機會的工作帶來的民望，希望透過你的民望來繼續硬銷國民教育，拒絕撤回國民教育科。

我想，有幾個問題，你必須先回答市民，才繼續你的硬銷工程。

第一，委員會的認受性問題，這個委員會純粹是政府為了臨時倉促回應729要求撤回國民教育科大遊行而成立的，就算是這個委員會的成立，政府亦沒有向市民諮詢過，你是讀法律的，請問程序公義在哪裡？

第二，國民教育科三年開展期理據在哪裡？你是讀法律的，請解釋。

第三，國民教育科的指引要求學生培養情感。在不斷向傳媒講教材應以客觀事實作討論，請問若要培養情感如何能客觀？你是讀法律的，應該很懂理性客觀分析，請解釋。還有，當有學校要學生唱國歌、參觀毛澤東睡衣等等的時候，如何能客觀分析，而不培養偏頗和洗腦的情感？

奧運的意義

http://www.hkjp.org/comment.php?id=302

2012年8月12日發表於香港《公教報》


潘嘉偉

每四年一屆的奧運好像都讓我們這些不甚運動的香港人突然對運動狂熱起來。電視整整一個月播出各比賽項目。中國獲多少金牌，大部分香港人突然變得異常「愛國」。中國強項的跳水、體操、羽毛球等等，幾乎身邊所有朋友都感到強烈國民身份認同而理所當然地為中國隊打氣。有香港明星在微博上寫上恭喜香港單車運動員李慧詩奪得場地單車銅牌為港爭光，立即引起部分內地網民留言直斥為何要分香港人和中國人。

記得讀大學的時候，教文化理論的教授曾說過，運動比賽很容易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當比賽變成國與國的競爭，運動變得政治化。大家的焦點放到金牌榜上，那些強國佔據榜首，主辦國沒有拿到足夠獎牌媲美其他國家，好像很不爭氣似的。

創辦現代奧運的皮埃爾‧德‧顧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在1892年於巴黎發起創辦現代奧運會的時候，提出舉辦奧運的精神是希望透過運動會能打破種族、民族及國家的界線。以團結、和平、友誼與進步為宗旨。通過公平競賽，促進了解，為一個和諧、美好的世界共同努力。

當大家都興高采烈地看奧運的時候，搬出這些精神和宗旨，確是十分掃興，但大家若想深一層，大家對這些精神和宗旨又有多少認識？這些真的並不重要？

教育局推行國民教育科，引起香港家長、學生和市民強烈反對，7月29日甚至有九萬人在酷熱的天氣之下參與遊行，焦慮的家長推著嬰兒車出來，帶著她們心愛的子女出來，為了不要洗腦教育，要求政府撤回國民教育科。擔心的是課程會教導孩子愛的不是國，而是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只有一黨專政的國家，黨和國在人民的集體意識中已分不開。孩子被灌輸認識黨國成就的知識，奧運獎牌的成就也很容易會被用為國民教育的材料。當大家看奧運都把焦點放到中國拿到多少金牌上的時候，這種「愛國」的情懷油然而生。

然而，在這些奧運獎牌的背後，運動員接受訓練的情況，我們又知道多少？拿不到金牌為國爭光的運動員受到怎樣的待遇，我們又是否知道？

最近互聯網社交網站上流傳多張中國體操隊訓練小孩子擔任運動員的照片，圖中所見的幼童，受盡各種地獄式培訓，小小年紀卻要受盡各種身體和心靈的摧殘，為的是有朝一日參與奧運，在運動場上「為國爭光」。另外，中國奧運舉重選手吳景彪的公母在家鄉受到的待遇更令人感到奧運獎牌的「意義」，原來在他家鄉的體育局官員接他住在山村的年邁父母到城裡等待吳景彪獲得金牌後第一時間安排記者採訪，但吳景彪因為發揮失準未能獲取金牌，剎那間所有離開，留下兩位老人，身在倫敦參賽的吳景彪則哭著對記者說對不起國家。大陸媒體《鳳凰網》也有報導此事。

透過國際運動盛事來培養的「愛國教育」，以及所謂國民身份的認同，很容易令人忘了原來奧運和運動的意義。

在「沉默」裡發出正義的吶喊

http://www.chinesepen.org/Article/hyxz/201206/Article_20120628001240.shtml

潘嘉偉

沉默等於無力，等於軟弱，等於迂腐，等於怕事，等於不中用，等於沒有朝氣，等於受欺凌，等於沒有看法，等於不敢對抗強權。一般人都會有這樣的感覺。沉默能否作為一種有效的方式，對當權者不公義的作為提出控訴，可能並非所有人都會認同。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的妻子劉霞向來給人的感覺是沉默寡言，她寫詩、繪畫、攝影，劉曉波在八九民運的時候成了新聞人物，她卻被這些媒體關注嚇怕了，據她的好友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崔衛平在她的文章《沉默的力量無所不在》裡憶述，《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給曉波》是劉霞第一首寫給劉曉波的詩，當時劉曉波正在廣場上絕食，離開槍鎮壓不到兩天，劉霞那時寫道：「我沒有來得及與你說上一句話／你成了新聞人物／和眾人一起仰望你／使我很疲倦／只好躲到人群外面／抽支煙／望著天」。

作為知識份子、詩人、藝術家，劉霞憑詩寄意，借畫及攝影寓意，表達對人民受迫害的情境。1996年，劉霞與身在大連勞教所服刑的劉曉波結婚，劉曉波多次因言獲罪，進出監獄與勞教所，對這一對知識份子夫婦來說，生活在鐵幕裡發聲，就算劉曉波只是寫文章發表意見，都隨時可能身陷囹圄，這亦是所有異見人士面對的的境況。劉曉波因參與起早要求推動政治改革的《零八憲章》，於2009年12月25日被重判十一年，這是劉曉波第四次被投入監獄，劉霞仍以平常心面對。諾貝爾委員會宣布把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頒予劉曉波，劉霞不但未能赴奧斯陸代他領獎，她隨即被軟禁，與世隔絕。

劉曉波於1996年-1999年被勞教期間，劉霞以友人從巴西帶回來的醜娃娃，拍攝了一批黑白照片。這些照片從來沒有在中國大陸公開展出過，她後來把這些照片的底片給了友人法國哲學家居伊‧索爾曼（Guy Sorman），索爾曼把照片帶離中國之後，於去年十月在法國巴黎近郊布洛涅‧比揚古首展這些照片，今年年初運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意大利學院，透過美國攝影評論家、歷史學家A. D. 科爾曼（A. D. Coleman）和台灣攝影藝術家蔡文祥的協助，照片六月初運到香港，首次在中國的土地上公開展覽，先在香港城市大學展覽，然後在香港藝術中心展出至七月二日，七月中旬會移師至台北。中國政府可能認為把劉霞軟禁，外界漸漸會把她淡忘。但這些照片在世界各地巡迴展覽，卻再次引起大家關注劉霞和劉曉波的境況。

這二十六張照片色調陰沉，醜娃娃的形像讓人看了有不寒而慄的感覺。不像艾未未的藝術作品那樣以辛辣的方式譏諷當權者，劉霞的作品以廻異詭秘的影像，揭示中國社會的陰暗面，照片裡的醜娃娃受盡各種折磨與壓迫。其中一張一個醜娃娃被麻繩綑綁，面前放著一本打開的書；另一張兩個神情痛苦的娃娃被一個頭髗是燈泡的娃娃虐打；另一張的娃娃被困在文字當中；還有一張是劉曉波以左手托著一個張開口的娃娃放在他的右肩膊上。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裡，藝術與人權，文學與人權，好像一直都給人沒有太大聯繫的感覺。面對專制政權，爭取人權的方式好像只有吶喊才有效，文人藝術家以寫作和創作來表達對人權的關注，好像格格不入。每一個人在社會都有獨特的角色，文人藝術家所依靠的是他們的筆、靈感與創造力，劉霞身為一位藝術家，她透過沉默冷靜的視角，以影像表達了文藝關注人權的力量，在「沉默」發出正義的吶喊。願劉霞與劉曉波早日團圓；願中國再沒有文字獄；願中國再沒有另一個枉死的李旺陽。

獨立中文筆會2012年6月9日於香港舉辦的頒獎典禮閉幕辭

潘嘉偉

各位嘉賓，各位來自國內和海外的會員們，女士們、先生們，

今天非常榮幸能在這裡，與大家分享我們筆會頒獎禮的喜悅，但同時亦正如我們會長廖天琪所說，很可惜，五位獲獎人都沒法來這裡。他們都因為身在獄中、被軟禁、礙於巨大壓力或無法出境，不能親自出席頒獎禮，他們的缺席，說明了中國的言論自由狀況多麼惡劣。

作為獨立中文筆會的香港會員，身在自由的香港，看見內地會員與作家為了言論自由面對種種的壓迫，感到十分悲痛。今天能夠來參加的會員，實在非常難得，他們需要很大的勇氣，要面對可能受到的打壓，才能來到香港這裡參加我們的會議。

十分感謝國際筆會獄中作家委員會主席瑪麗安·博茨福德·弗雷澤（Marian Botsford Fraser）和美國筆會自由寫作項目協調人薩拉·霍夫曼（Sarah Hoffman）千里迢迢來到這裡，擔任我們的頒獎嘉賓。國際筆會和美國筆會，以及世界各地的筆會，長期以來關注中國作家的狀況，你們的關注對我們內地的會員是很大的鼓勵。

最後，希望各位透過我們的頒獎禮、「真相與文學」研討會、劉霞攝影展及由荷蘭建築師、雕塑家 Maarten Baas 為劉曉波設計的空椅子的展覽，能加深我們對中國獨立作家的認識和關注。

【評論】失明維權人士陳光誠的路向仍然未明

2012年5月9日發表於天亞社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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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務卿希拉莉上星期訪問北京，出席中美策略及經濟對話，自學法律的失明維權人士陳光誠及其家人的命運受到高度關注。

直至今天，陳光誠的去向仍然未明。雖然有報道指他將會獲准到美國紐約大學進修，但中國外交部祇表示，陳光誠可以像其他公民一樣，依正常程序申請出國留學。

四月廿二日，四十歲的陳光誠在村民和其他同情其處境人士的幫助下，成功逃離山東臨沂東師古村被嚴密監控的家，引起全球關注。

他於廿六日進入北京的美國駐華大使館，但六天後，他在美國大使駱家輝的陪同下，離開大使館到北京朝陽醫院接受治療腿傷。

陳光誠因何離開美國大使館的實際情況仍然未明，引起猜測美國政府是否跟中國政府協議把他交出來。

據駱家輝解釋，陳光誠沒有要求政治庇護，他也表示想在山東省以外的國內大學進修。但陳光誠對事件有不同描述。他說他同意離開大使館，是因為收到中國官方的恐嚇信息，表示若他不離開，就會打死其妻袁偉靜，並將他們兩名子女送回山東。

陳光誠其後說，出於對家人安全的考慮，他想到美國「休息」。

陳光誠的經歷過去長期受到境外媒體關注，包括去年十二月，在電影中飾演蝙蝠俠的影星克里斯汀．貝爾（Christian Bale）曾嘗試探望陳家，但被看守人員粗暴阻止。

陳光誠為村民提供法律援助，揭露地方官員為推行一孩政策，不惜強迫婦女墮胎。二零零六年，官方以「聚眾擾亂交通罪」及「故意破壞財物罪」將他判刑逾四年。

他的家人長期被廿四小時監視，甚至陳光誠於二零一零年獲釋後，他們一家仍繼續受到嚴密看守。

除了去年二月在網上流傳他和袁偉靜親述被監視的錄影片段，他們與外界隔絕十九個月。據報，該影像發布後，夫妻兩人被看守人員毆打，家裡被查抄。

考慮到這些因素，以及有報道指陳光誠要求與希拉莉乘坐同一班機離開中國，他想離開中國是可以理解的。

他因為從事人權工作而被毆打和監禁，他沒有甚麼理由可以相信中國政府的承諾，會保障他一家在國內的安全。

美國政府處理陳光誠事件的手法備受質疑，有些人批評奧巴馬總統沒有採取任何措施解決陳光誠的現況，希拉莉也祇有致電慰問表達支持。

協助陳光誠逃到北京的南京網民何培蓉（網名「珍珠」）在網上發布陳光誠逃出山東的消息後被拘禁一周；北京維權律師江天勇及其他支持者被阻止到醫院探望陳光誠，江天勇並遭受盤問和毆打；國際媒體都有廣泛報道，但美國政府沒有對他們的情況表達關注。

當希拉莉五月五日離開中國後，我們已看到中國當局再次加強限制陳光誠的自由。美國大使館的官員被阻止到醫院探望陳光誠，祇獲准與其妻見面。

現在是非常關鍵的時刻，美國政府如何能繼續向中國政府施壓，確保中國恪守承諾，讓陳光誠及其家人如願到美國。

若陳光誠不能安全離開中國，這將會是美國外交的災難，並對中國維權運動帶來非常負面的影響。

＿＿＿＿＿＿＿＿＿＿

撰文：潘嘉偉〔圖〕，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國是組召集人。

【完】天亞社英文新聞：

Fate of blind activist remains obscure 

圖片說明：本文作者潘嘉偉戴上墨鏡，參與聲援失明律師陳光誠的行動。

相關新聞：

中國外交部表示陳光誠可依法出國留學

教會團體促請臨沂主教為陳光誠發聲

維權人士陳光誠逃離住所，侄兒被扣查

Commentary: Fate of blind activist remains obscure

Published by the Union of Catholic Asian News on 8 May 2012

http://www.ucanews.com/2012/05/08/fate-of-blind-activist-remains-obscure/

Fate of blind activist remains obscure

Diplomatic failure of US could prove chilling to human rights movement in China

Patrick Poon, Hong Kong
China
May 8, 2012

The fate of the blind and self-taught legal advocate Chen Guangcheng and his family was under the spotlight as US Secretary for State Hillary Clinton visited China last week for the US-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in Beijing.

As of today, his future remains uncertain. Despite reports that he would be allowed to study overseas at New York University, China’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has only stated that like any other citizen, Chen could apply for permission to study abroad through normal channels.

Chen, 40, earned headlines on April 22 by escaping from his home in Dongshigu village, where he was under house arrest, with the help of fellow villagers and others sympathetic to his situation.

He turned up at the US embassy in Beijing on April 26, only to leave six days later accompanied by US Ambassador Gary Locke to receive treatment for a leg injury at hospital.

The exact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his departure from the US embassy remain obscure, with speculation stirring about whether the US had brokered a deal with Chinese authorities to return Chen.

Locke explained that Chen made no request for political asylum and that he wanted to study in China.

But Chen’s description of events differed. He said he agreed to leave the embassy only after receiving threatening messages from Chinese officials that his wife Yuan Weijing would be beaten to death and their two children would be sent back to Shandong if he refused to leave the embassy.

Chen later said that out of concern for his family’s safety, he wanted to go to the US to “take a break.”

Chen has consistently attracted media attention in the past, including a much publicized visit from actor Christian Bale, star of the Batman films, who was roughly turned away by security officers when he attempted to gain access to the dissident’s home last December.

Chen has provided legal assistance to women villagers to expose the practice of forced abortions by local officials attempting to enforce the one-child policy.

In 2006 Chen was sentenced to more than four years in prison on charges of “assembling a crowd to disrupt transport” and “intentional destruction of property.”

His family endured round the clock surveillance, and after his release in September 2010, they remained under strict scrutiny by security officials.

They were also cut off from the outside world for nearly two years, except for a video of the family that was released on the internet in February last year.

Chen and his wife were reportedly beaten by security officers and their home was raided in the wake of the video leak.

Considering all these factors, and in light of Chen’s reported request to leave China aboard Clinton’s plane, his desire to leave China is understandable.

He has been beaten and imprisoned for his human rights work, and he has no reason to trust the promises of Chinese authorities that he and his family would be safe in China.

The US government’s handling of the situation has attracted wide criticism, with some saying President Barack Obama has done nothing to resolve the situation and that Clinton merely spoke to Chen on the telephone to show her support.

But the US had nothing to say about the Nanjing blogger He Peirong, nicknamed “Pearl,” who was detained for one week after news of Chen’s escape spread online, or the interrogation of Beijing human rights lawyer Jiang Tianyong and the blocking of supporters from visiting Chen in hospital, all repor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press.

In the days following Clinton’s departure from China on May 5, we have already seen moves by Chinese authorities to increase restrictions on Chen yet again. US embassy officials were prevented from visiting Chen in hospital and were only allowed to meet his wife.

Questions linger at this critical moment over how the US will pressure China to ensure that Chen and his family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go to the US if that is what they want.

If efforts to secure Chen’s safe passage out of China fail, this would not only be a diplomatic disaster for the US but would have a chilling effect on the human rights movement in China.

Patrick Poon is the convenor of the China affairs committee of the Hong Kong Catholic Diocese’s Justice and Peace Commission


Related reports:
Blind activist ‘leaves US embassy’
Officials arrest escaped activist’s nephew

718 words

如何愛我們的鄰人？

http://www.hkjp.org/comment.php?id=279

2012年3月4日發表於香港《公教報》

潘嘉偉

從北京大學教授孔慶東的言論，時裝品牌D&G尖沙咀店舖門外禁止香港人拍照的事件，以及雙非孕婦在港生子，直至最近的粵港私家車自駕遊等等，引起許多香港人強烈不滿，掀起了中港兩地矛盾，怨懟造成互聯網上的罵戰，甚至一些平時不會出來遊行的市民，也走上街頭，表達不滿。霎時間，惡毒的形容詞滿天飛，「狗」與「煌蟲」變成形容兩地人民的代名詞。

現在是互聯網時代，瞬息萬變，關於這些問題的討論，十分迅速，感覺沒來得及了解問題的癥結，便看到很多知名的時事評論員或在互聯網社交網絡上的活躍人士具結論性的評論，現在大眾視線的焦點又很快轉移到唐英年、梁振英和曾蔭權的誠信問題。然而，在香港生活的內地人的聲音，彷彿無法在主流媒體被聽見。

我不是甚麼學識淵博的時事評論員，也不是善於互聯網上發表吸引眼球言論的人物。作為香港人，作為一名普通香港教友，有幸借用這個平台發表一點意見。我感覺到，香港人對中國大陸人民素質向來都是戴有色眼鏡看待。

我有兩位親戚是內地人，一位是已經移民美國多年的表嫂，另一位是來港剛過七年而獲得香港居留權的舅母，我感到她們對香港的印象確是有很大的差別。幾年前在沙士一疫之後，去三藩市探望表哥的時候，吃飯的時候，大家談到香港的經濟和內地發展的情況，以前曾經來港旅遊時受過香港百貨公司售貨員白眼的表嫂，忍不住說：「香港也有今天了，活該！」我當時愣住了，怎麼她對香港的仇視如此深刻，移民美國多年亦未能忘懷。雖然她對我們親戚之間的關係保持尊重，但相信很難改變她對香港及香港人的印象。

至於我的舅母，她嫁了給我舅父後，等了七年，取得香港身分證，她沒有爭香港人的綜援，拿到身分證後，立即去找工作，並樂得找到很多香港人不願做的工作，在養老院照顧老人家。我沒聽過她對香港及香港人有甚麼怨言，卻聽她講過在內地家鄉的親戚要怎樣賄賂一些官員，才能當上公務員，她對香港社會廉潔的印象很深。雖然舅父去年離世，現在內地經濟起飛，她在內地的親戚的生活亦比以前富裕，但她選擇留港生活。

當然，我單從親戚來港最近中港之間矛盾的問題，誠然有點片面，但香港人和內地人都有千百種千絲萬縷的關係，我們如何與我們的鄰人相處（以現在社會的氣氛，我們是否把內地人看成是我們的鄰人，或許也成為爭議），筆者認為，這是我們需要反省的問題。筆者不是要引經據典說教，也沒資格要求我們應怎樣看待內地人。香港政府對雙非孕婦及自駕遊的政策失誤固然是部份問題的根源，但若我們能與內地人坦誠一點溝通，除了看見Facebook上貼出一些內地遊客在街上一些令人反感的行為而按「讚」或跟風破口大罵，我們又應以甚麼態度回應不可避免和日益嚴重的中港兩地矛盾？

筆者在Facebook看見從內地來港生活、思想極為開放自由的媒體人溫雲超無奈地嘆道：「號稱自由法治的香港，報刊竟然刊登明顯有挑釁及種族歧視內容的『煌蟲』廣告。」這是否我們想繼續看見的矛盾？

專欄評論：用錢解決司法公義？

潘嘉偉
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


2012年1月9日發表於香港《教協報》第598期 「維權論壇」專欄

在中國的司法系統中，仍有許多機制令人摸不著頭腦，其中一個是刑事和解制度（或稱刑事調解），這個制度讓一些刑事案件的受害人透過調解機制，向犯罪嫌疑人索取賠償，並讓被告減刑、被檢察機關免於起訴或受公安機關撤案處理，而鼓勵犯案者改過自新，但整個制度本身凸顯的司法公義問題，卻引起法律界人士的關注。

一般申請刑事和解的案件都附帶民事賠償，有些中國學者批評，這樣的調解往往造成只用錢來「減刑」，意圖解決刑事案件，被告是否有能力支付賠償，又或者調解對被告能否起更新的作用，往往不被重視。申請和解的程序和決定，以至哪些罪可以作刑事和解，雖然有些地方法規規定，但實際操作的時候，更是完全受地方法院、檢察院和公安局的影響，亦沒有法律明文說明律師能怎樣代表被告或受害人參與這些調解機制，被告因被拘禁甚至不能參與調解會議，很多時候是法官和受害者家屬參與調解會議，究竟怎樣認定合理的賠償，根本沒有具體標準可依。

刑事和解大多用於一般較輕的青少年犯罪案件，被告和被害方達成和解協議，公安機關可以向檢察院提出從輕處理的建議，檢察院可以向法院提出從寬處罰的建議，以求讓青少年有改過自新的機會。但刑事和解的做法亦可以用在情節嚴重的案件，如：死刑案。筆者請教了一位有接辦死刑案件的維權律師，他表示最近有一個故意殺人罪案件，法官說賠十萬元就可能保命，不判死刑而改判死緩或無期徒刑，被害人家屬也同意，但被告人非常貧窮，這不禁令人要問，若只以錢來解決這樣嚴重的控罪，是否合乎司法公義？筆者反對死刑，但改判的出發點若只是讓家屬接受賠償的金額，是否恰當？刑事和解的做法是出於被害人家屬的諒解和是否接受金錢賠償，無法解決這些司法公義問題。

全國人大常委會於2011年8月30日頒布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亦有新增關於刑事和解的部分，第九十六條的修訂中說明當事人和解的公訴案件訴訟程序，修訂後的刑訴法第二百七十四條其中說明：1）因民間糾紛引起，涉嫌刑法分則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第五章（侵犯財產罪）規定的犯罪案件，可能會判 3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公訴案件；2）除瀆職以外的可能判處 7 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過失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願真誠悔罪，通過向被害人賠償損失、賠禮道歉等方式獲得被害人諒解的，雙方當事人可以達成和解協議。」刑訴法修正案加入了刑事和解的部分是好是壞仍有待法律學者的討論，但其中涉及「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若仍可以刑事和解的方式解決，那麼根本上對公民人身權利和民主權利的輕視，筆者翻查相關的刑法分則，這些犯罪包括：以暴力、威脅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強迫他人勞動；司法工作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行刑訊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證人證言；監獄、拘留所、看守所等監管機構的監管人員對被監管人進行毆打或者體罰虐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非法剝奪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數民族風俗習慣；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假公濟私，對控告人、申訴人、批評人、舉報人實行報復陷害。這些都是對公民權利嚴重侵犯的罪行，若也能以刑事和解方式來向被害人賠償解決，對司法公義和保障人權來說，那是很嚴重的輕視和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