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後公民，出來吧！

原來很討厭把人分年齡階層，但香港近幾年的社會發展，無不令我想想年齡和成長的年代背景是否影響了公民意識和公民參與。

我們七十後這一代，我覺得因為成長年代的背景，使我們不像八十後和九十後那樣形成至少一些主動走出來關注社會和參與社會行動的領頭人物。

最近有跟幾位八十後朋友聊天談及這個問題，我不懂分析七十後普遍較少參與社運的原因，或許是因為香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經濟蓬勃，我們這一代幸運地在香港最富庶的年代成長，物質的充裕令我們對政治不感興趣，又或許是因為我們中學時代還是殖民地時代，政治冷感彷彿是理所當然。

九十年代末上的大學時候，甚至感到學生會的同學太激進，安份守己地讀書和享受大學幾年無拘無束的日子，大家都覺得是理所當然的。

七十後出生的到現在這個年紀不少都已婚和有小孩，出來參與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看來心裡都覺得好像不太成熟，像我這樣被動地參與社會運動的，或許會被同輩和老一輩認為不切實際，空談理想，有些甚至以為我要參政。公民參與和參政，對我們這一代和我們上一代的人來說，好像甚難理解。

如今看見香港的所謂特首梁振英，他不是我們公民選出來的，他現在做甚麼，說甚麼，難道我們就沒有一點感覺？再看陳茂波，他對著市民一次又一次撒謊。試問香港政府官員，我們還能相信哪一位？

我只是一名關注社會和香港民主發展的普通公民，懇切希望我們七十後這一代，能有一些領袖人物出來，帶領我們和充滿希望的八十後和九十後年青人，甚至是2000年後出生的年輕人，一起成為真正的公民，關心政治，為香港政治前景出一分力。希望六十後和五十後的前輩朋友也不要忘了成為真正的公民。

檢視中國大陸的言論自由

（發表於香港「民間人權陣線」 《民陣十年－－700萬人的故事》）

檢視中國大陸的言論自由

潘嘉偉
獨立中文筆會常務秘書

獨立中文筆會是全世界用中文寫作、編輯、翻譯、研究和出版文學作品人士的非政府、非營利、非政黨跨國界組織。獨立中文筆會於2001年由一批流亡中文作家及中國國內作家創立，創會成員中，首任主席劉賓雁曾被前美國筆會主席、著名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稱為「中國良心」；前會長鄭義是八十年代「反思文學」先驅者之一；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曾任兩屆會長。其他曾擔任理事的著名作家包括：六十年代已活躍於民間文學創作的四川《野草》詩社主要詩人蔡楚、作家余杰、作家廖亦武、詩人孟浪、小說家馬建和詩人楊煉等。

獨立中文筆會於2001年在倫敦舉行的第67屆國際筆會代表大會中獲接納為國際筆會下屬分會，現時約有三百名會員，百分之六十在中國大陸。由於會員在世界不同角落，會員主要透過互聯絡作文學和言論自由等議題的交流。獨立中文筆會一直與國際筆會及其他筆會在國際社會呼籲要求中國釋放所有獄中作家，並為獄中作家及其家屬提供人道援助，舉辦週年頒獎禮以肯定中國及其他身處沒有言論自由國家的作家，舉辦與言論自由相關的文學研討會，以及出版關於獄中作家的書籍及選輯出版部分中國大陸異見作家的作品。國際筆會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人權組織和國際性組織，1921年由一班著名作家在倫敦成立，致力維護全球作家的言論和寫作自由，維護世界各地因從事其專業工作而遭監禁、威嚇、迫害或打壓的作家和新聞工作者的權益。國際筆會現時有146個下屬分會，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擁有非政府組織諮詢地位。

香港在九七回歸中國後，香港言論自由的狀況與中國大陸的言論自由狀況息息相關，而香港言論自由長遠能否得以維持又與普選是否得以落實有不可分割的關係。二零零三年七月一日，五十萬香港人上街遊行反對《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不但激起了香港人關心言論自由的問題，在烈日當空下遊行仍秩序井然，並最終令香港政府擱置立法，亦令中國大陸不少異見人士對那麼多香港人為了爭取保持自由走出來羨慕不已。獨立中文筆會在香港只有約十位會員，但差不多每年都有參與七一遊行，拉著「要求釋放獄中作家，捍衛言論自由」的橫額走入遊行隊伍中。對中國大陸的異見人士來說，香港人走出來捍衛自己的自由具有十分重要的指標性意義。《基本法》二十三條所涵蓋的關於國家安全的條文，正正就是內地異見人士，特別是異見作家及維權人士，常常面對被捕和被起訴的罪名－－「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這條罪名內容含糊，讓公安及檢察機關輕易引用，以所謂「維護國家穩定」為藉口，處罰批評政府的人士。

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曾被判刑或現仍在獄中的著名異見作家或維權人士多不勝數，維權人士之間簡稱這條罪名為「煽顛」。因撰寫六篇文章批評北京奧運及官員貪腐的維權人士胡佳，他於二零零八年四月被判刑三年半，刑滿出獄後繼續受到看守人員在家外嚴密監視，他仍然積極參與關注其他維權人士的狀況，並因此繼續備受打壓；二零零八年五月四川汶川大地震後，維權人士譚作人因為揭露「豆腐渣工程」問題，卻突然因為幾篇數年前寫關於六四的文章被控「煽顛」，判刑五年；北京作家劉曉波因為參與起草呼籲政治改革、改善人權與法治的《零八憲章》，被重判十一年監禁，妻子劉霞大部分時間被軟禁在家，兩夫婦同樣失去自由，劉曉波獲得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後，中國政府甚至對劉霞進一步監控，除了被軟禁在家，更被切斷與外界的聯絡，無法上網或以手機聯絡，甚至突然抓捕和起訴劉霞弟弟劉暉「詐騙」，中國政府看來是想以各種方式折磨劉霞，迫使劉曉波離開中國。

像胡佳、譚作人和劉曉波這樣因為「煽顛」被捕或坐牢的人有增加趨勢，有些甚至只是在網上發表意見或轉發微博的普通老百姓。據獨立中文筆會收集的資料，至今仍有37名獄中作家，當中大部分包括曾在網上發表文章批評政府的作家，也包括在二零零八年三月十四日在西藏拉薩反抗中國政府行動後傳播訊息的藏族作家，以及在二零零九年七月五日在新疆烏魯木齊抗議事件後傳播訊息的維吾爾族作家。

當大家擔心香港政府會重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我們必須要認清和承認一個事實，我們要面對的不是梁振英這個傀儡特首或以為自己「好打得」的林鄭月娥或其他香港政府官員或只懂為自身利益奉承中央的建制派人士，而是經歷了多次政治挑戰而仍然當權的中國共產黨。故此，不論是港獨或本土派，大家都要承認政治現實，我們的對手是這個製造過無數文字獄和政活鬥爭的中共政權。不論我們情感上是否願意具體認識中國大陸，除了空泛地或不屑一顧地說中國大陸沒有法治，甚或認為中國大陸因為有法不依而所以他們的法律不值一提，但筆者認為只有知己知彼，我們才能有效應對。因此，當我們在爭取香港普選的同時，我們要以中國大陸現在的言論自由和獄中作家的狀況作為借鏡，同樣，若香港沒有普選，難保繼續由中央欽點的特首會堅持香港的言論自由，我們更無法肯定可以長遠享有言論自由，中國大陸的言論自由狀況則只會更進一步倒退。